陶芝瑤的日志

[藝論·研究] 十個文學時刻，串起現(xiàn)代中國

熱6 已有 141 次閱讀 2024-11-14 20:15

十個文學時刻，串起現(xiàn)代中國

理想國imaginist 2024-11-13 13:00

《覺醒年代》

2021年，電視劇《覺醒年代》播出。時至今日，將近60萬豆瓣網(wǎng)友給這部劇打出了9.3分的高分。有年輕觀眾評論，沒想到那個年代的劇，能讓人這么“上頭”。

現(xiàn)代中國是充滿魅力的時刻，風云激蕩，群星閃耀：

1908年，一位筆名令飛的年輕學者發(fā)表《摩羅詩力說》，呼喚能改時代風氣的詩人英雄，這位年輕作者日后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魯迅；

1922年，湘西人沈從文，與五四眾多向往文化的年輕人一樣，來到北平，“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

1930年，張恨水的長篇小說《啼笑因緣》連載完結(jié)。悲歡離合，癡嗔怨怒，虛虛實實，啼笑皆非。可以說，張愛玲、金庸，直到近期的各種通俗文學，以及延伸出來的影視，都仍然處在他的文學傳統(tǒng)之中……

這是文學的關鍵時刻，也是現(xiàn)代中國的關鍵時刻。

今日在「理想聲音」小鵝通店鋪上新的音頻課程《文學的現(xiàn)代中國》，領講人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將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的開端定為楊廷筠開始研讀西學的163 5年，終點定為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韓松《火星照耀美國》都提到的2066年。

在這四百多年間，他擷取了十個關鍵時刻，“與其說關鍵時刻是鎖定歷史意義的要素，不如說關鍵時刻是開啟歷史意義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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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中國的10個關鍵時刻

摘自《文學的現(xiàn)代中國》節(jié)目講稿，有刪節(jié)。

我認為，與其說關鍵時刻是鎖定歷史意義的要素，不如說關鍵時刻是開啟歷史意義的契機。與其說把以下我將要介紹的10個關鍵時刻看作我們對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或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種介入的方式，不如把這些關鍵時刻視為開啟更多、更復雜甚至充滿矛盾的看待文學史或文化史的可能性而已。

而在時間的開始和關閉之間，在偶然與必然之間，這些因素成為互為表里、辯證或?qū)υ挼木W(wǎng)絡，歷史因為對“關鍵”有不同的解釋，變得更加繁復，更需要繼續(xù)思考。而這也正是這個節(jié)目在方法學上、在對歷史的定義的認知上所做出的一種新的嘗試。

1. 1908，令飛發(fā)表《摩羅詩力說》

我所提議的第一個關鍵時刻是1908年2月、3月。這一年，一本由旅日留學生所創(chuàng)辦的雜志《河南》刊登了一位筆名叫令飛的年輕學者所寫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摩羅詩力說》。

文中的關鍵詞是 “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當時筆名“令飛”的這位年輕作者，也就是我們?nèi)蘸笏煜さ聂斞赶壬�，他登高一呼，以摩羅的觀念提醒了現(xiàn)當代的文人、文化社，或者是廣義的知識分子，自己的形象是什么、企圖是什么，所帶給國家、社會的震撼又是什么。

“摩羅”這個詞源自梵語，是魔鬼的意思，而在魯迅的解釋之下，摩羅同時具有西方浪漫主義的痕跡。這個撒旦式、魔鬼式的浪漫詩人英雄，以澎湃激昂的語句聳動一個時代的讀者，也讓這個時代產(chǎn)生了驚心動魄的變化。

魯迅

然而，時間到了今天，摩羅又在哪里呢？100年之后，將文學政治化、浪漫化，仍然是我們處理現(xiàn)當代文學的主流。但是我們要問，是不是只能有這樣一種看待文學的方式？作為文學家的責任太過于沉重，過去如此，今天是不是也如此呢？

2. 1922，沈從文抵達北京

1922年8月，曾經(jīng)在湘西從軍的青年沈從文由湖南出發(fā)旅行，經(jīng)過漢口、鄭州、徐州、天津，19天后終于到達北平城的火車站。年輕的他下車之后，被拉貨的人拖著住進北京西河堰的一家小客店。那一天，他在旅客登記簿上寫下了“沈從文，年20歲，學生，湖南鳳凰人”。

簡單的登記，卻是歷史性的一刻，代表了五四運動之后，多少對五四心向往之的學生或人，從中國各地的鄉(xiāng)村或城鎮(zhèn)群涌至所謂的“文化都會”，希望加入五四的狂潮，寫出自己的心聲。

沈從文在《沈從文自傳》的最后一章寫下了來到北平的感受， “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yè)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在這樣的時間點上，《沈從文自傳》已經(jīng)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自傳，也是1920年代初期，無數(shù)向往文化的年輕人從中國各地奔向北京的共同的自傳。

3. 1930，《啼笑因緣》連載完畢

1930年11月30日，《啼笑因緣》在上�！缎侣剤蟆返摹犊旎盍帧犯笨B載完畢。

《啼笑姻緣》的作者是張恨水。張恨水的重要性其實并不亞于魯迅或是沈從文，他所代表的鴛鴦蝴蝶派、他的風格和題材，觸動了整個時代對于庶民生活、消費想象的龐大文學領域。

尤其是這本小說《啼笑姻緣》，結(jié)合了俠情與言情，也運用了譴責小說的各種寫作技法，成為當時最為轟動的作品。張恨水在當時所代表的民間經(jīng)驗和意識，時至今日，我們?nèi)匀粦摻o予最高的敬意。

張恨水之后，像是張愛玲、金庸，甚至在近期的中國內(nèi)地崛起的各種通俗文學，以及延伸出來的影視IP作品，等等，都是在這樣一個語境里，不斷地以新舊交錯的想象，癡嗔怨怒的敘事，為蕓蕓眾生提供了另外一種進入現(xiàn)代或是現(xiàn)代文學的方式。

張恨水在《啼笑因緣》的自序里這樣寫著：“人生的幻想，可以構(gòu)成一部假事實的小說。然而人生的實境倒真有些像幻影了。寫到這里，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虛虛實實，啼笑皆非。張恨水作為一個鴛鴦蝴蝶派的作者，以充滿反諷的情緒看待自己的寫作，也看待他筆下各種人物的悲歡離合，而這些都成為日后幾十年民間想象的起源，也是中國民間感覺結(jié)構(gòu)的一種連綿不斷的傳統(tǒng)發(fā)聲。

4. 1942，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42年的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呼吁當時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對文學藝術必須牢記，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nóng)兵的，為工農(nóng)兵而創(chuàng)作，為工農(nóng)兵所利用的，等等。

延安文藝座談會

而當時，何其芳就是以無比虔誠的精神在臺下聽著臺上的發(fā)言。經(jīng)過了三場講話之后，何其芳覺悟他自己的過去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他決定要重新開始創(chuàng)造自己、解釋自己過去種種錯誤的行徑。

在延安文人里面，我選擇何其芳作為檢視“講話”的例子，主要原因不只是他曾經(jīng)是30年代中國京派最好的現(xiàn)代詩人之一，同時也是因為他在30到40年代在意識形態(tài)上絕對戲劇性的轉(zhuǎn)變。

何其芳在1942年1月的《〈北中國在燃燒〉斷片（二）》中寫道： “我將埋葬我自己，而又快樂地去經(jīng)歷，我的再一次的痛苦的投生�！�1940年代初期，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這樣熱血澎湃的革命者來到延安，希望洗心革命，再次展開他們的新生。

而何其芳從1943年后，一直到1977年過世，其實始終處于一種戰(zhàn)栗的狀態(tài)之下，他不斷地需要解釋自己。他的堅韌和他的脆弱，讓他變成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而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一出歷史的喜劇，還是一出歷史的悲��？而何其芳只是眾多的例子之一。

5. 1952，張愛玲移民美國

解放之后，張愛玲在上海生活了兩年，終于決定一走了之。她在香港停留了三年，然后移民美國，終身再也沒有回到中國。

張愛玲

“我們回不去了”。這句話來自1966年張愛玲完成的《半生緣》的高潮。我們也許都記得，當故事中的主人翁曼楨與世鈞重逢，世鈞希望兩個人回到從前。曼楨過了半晌，幽幽地回答， “世鈞，我們回不去了”。14年已經(jīng)過去，滄海桑田，他們的確回不去了。

張愛玲從1952年到1966年，整整離開上海14年，《半生緣》是不是她自己14年海外飄零的經(jīng)驗？因此在1966年重寫《十八春》為《半生緣》時，她以一句“我們回不去了”來投射自己的感受。

“我們回不去了”，這句話不只是小說里的一句名言，也是張愛玲離散經(jīng)驗的重要見證。這個見證之下的另外一層歷史意義，也就是1949年的改天換地。

我們回不去了，不管是對舊社會有多么留戀，即使像張愛玲這樣的人也理解，必須到此告一段落，而這個段落不只是新中國的誕生，同時在更大的語境里，也提醒著我們要關注中國的現(xiàn)代性是什么。

什么是現(xiàn)代？現(xiàn)代是時間的陷落，意義的散失，過去與未來之間產(chǎn)生了一刀兩斷的深淵。

1956，《茶館》劇本公開

1956年12月2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了一本新的劇本，并且與作者交換了意見，這個劇本就是《茶館》，作者是老舍。

我們都知道，老舍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對曲藝也有相當?shù)呐d趣。1952年，老舍甚至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的頭銜。

他的作品《茶館》糅合了西方話劇的形式，也蘊含著中國說唱藝術的精致表現(xiàn)，是老舍戲劇創(chuàng)作的高峰。這出戲1958年3月25號在北京首演，但是首演之后卻迅速地被擱置了。這是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

《茶館》里的主角是一個北京的老派茶館主人，王利發(fā)。王利發(fā)曾經(jīng)在三個不同的時代，滿清末年、軍閥時代、抗戰(zhàn)勝利之后，載沉載浮，而這也是一個小市民的時代反映。

但是在解放前夕，連王利發(fā)這樣的商人也難以為繼了�！恫桊^》中的最高潮是當國民黨勢力再次控制北平，民不聊生的時候，王利發(fā)走投無路，和他的老朋友感嘆著， “我愛咱們的國，可誰愛我呢？”之后，王立發(fā)上吊自殺。

老舍的《茶館》理論上寫的是1949年解放前最黑暗的一刻。然而這句“我愛咱們的國，可誰愛我呢？”像是一個不請自來的幽靈，回蕩在1956年到1958年中國的土地上，而且居然有了始料未及的意思。當時參與制作演出的團隊或是演員，也許覺察出這句話的微妙含義，而更何況是審查者，這出戲終于遇上了禁演的命運。

這是老舍作為一個戲劇家的證詞，在間接的意義上再次提醒我們，在非常的年代里，作為一個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脆弱性，還有文學作品本身超乎時代之上，始終像幽靈迷魅一樣作為歷史見證的吊詭。

1969，陳寅恪去世

1969年10月7號早上9點半，國學大師陳寅恪在經(jīng)過將近三年的騷擾和羞辱之后，與世長辭。陳寅恪是史學大家，但同時我強調(diào)，他也是一位現(xiàn)代的文人、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他以古典詩歌的形式寫出了他的現(xiàn)代情懷。

我們想想他留下的一句耳熟能詳?shù)脑挘?“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句話是陳寅恪的老朋友、清華大學同事王國維1927年6月2日自沉在昆明湖自殺后，陳寅恪所寫的悼詞。誰又能夠想到，多年之后，陳寅恪也以自己的死亡見證了這句話的艱難意義。

陳寅恪

1979，賈植芳日記中的一天

我提議的第八個關鍵時刻是1979年10月28日，焦點是賈植芳這天的日記。

我們都知道，賈植芳是胡風的門人，在胡風1955年遭受整肅之后，也連帶有了池魚之殃。時間到了1979年，當時賈先生還沒有平反，而他那天的日記里記錄了他忙碌的生活。

首先，他看了歐洲一位重要的漢學家o Galaine所寫的巴金和他的著作。在這一天，他也看了《陳毅文選》，并且稍作修改。同時，他也看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守實1974年過世之后，他的夫人為他所寫的《守實先生回憶錄》。

同在這一天的下午，賈植芳和他的夫人任敏去四平路看棉大衣，冬天快要來了，必須做一些御寒的衣物。他們在五角場遇到當時以“大力士”實名的一位外文系的教授，黃君。

賈植芳在他的日記里是這樣寫的，“他關心地問起我的情況，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歷史的誤會，誤會的歷史’。這也是他自身命運的寫照，因為他吃了20年右派的苦頭，現(xiàn)在才得到改正。所謂改正，也只能當作誤會來理解，它是一種近乎命運的東西�！薄霸诜饨ㄖ贫戎�，命運觀念在現(xiàn)實生活中還是現(xiàn)實的東西。專制主義和科學、民主水火不相容，因此它又是產(chǎn)生迷信和宿命的思想溫床�！�

1989，海子自殺

我的第九個關鍵時刻是1989年3月26日，這一天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yè)的年輕詩人查海生——筆名海子——臥軌自殺的日子。有人說他的生日是3月24號，那就是一個更有弦外之音的遐想日子了。

海子的死標示了1980年代精神的結(jié)束。他的詩寫出了新時期的期待，以一種最抒情而浪漫的精神、一種對家國前途的向往姿態(tài)，寫出了他個人的嘔心瀝血式的頌歌。而在頌歌之下，所留給我們的感覺，卻似乎又有一點點悲傷的情緒。

海子以他的詩作，實踐了一種最純粹的審美形式，那就是一種名為詩歌的存在。然而，1989年3月26號那一天，卻記錄了一個最爆裂的死亡形式，海子以他的生命演繹了詩歌的“不得不消失”。

10.

2062，大中華民主國成立50周年

最后，我選擇的第十個關鍵時刻是西元2062年1月1日。

文學史本來就是歷史和虛構(gòu)的一種交錯，這一天是《新中國未來記》——由梁啟超所寫作的一本未完成的科幻烏托邦的小說——所提出來的“大中華民主國”成立50周年的日子。梁啟超的這本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是在1902年寫出來的，小說雖然沒有寫完，但是卻意味深遠，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起始點。

在這本小說里，西元2012年，滿清終于被推翻了，一個與清朝不同的政權出現(xiàn)了，那就是“大中華民主國”。而2062年，大中華民主國成立50周年，這是一個奇妙的日子。按照梁啟超在小說里的說法，那個時候中國已經(jīng)崛起，上海正在舉行博覽會，萬方來朝，數(shù)以千計的留學生參與慶祝大會，同時也參與萬國太平會議。會議的最高潮，是孔子的第72代傳人孔弘道老先生向大家報告中國近60年的歷史。

梁啟超這本小說畢竟還是沒有寫完，未來如何達到我們理想的烏托邦、最好的新中國呢？我想，這對于1902年正在寫作《新中國未來記》的梁啟超而言，心中永遠要留下一個問號。

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文學史在很多時候給予我們很多不可思議的啟示，而這些啟示也包括韓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記》。在韓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記》里，也有一個對中國未來的非常有意思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