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李白唯一存世的書法作品:張伯駒贈予毛主席,主席隨即送去一萬元
電視上的鑒寶欄目,專家論價國畫一般按平尺算,書法一般按字數(shù)算。
曾經(jīng)一幅東晉王羲之的書法作品,拍賣出每字十四萬元的高價,把“一字千金”變成了現(xiàn)實。
而且這幅作品,還被很多專家鑒定為是宋朝的仿作。
據(jù)說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死忠粉,把民間藏有的王羲之書法都收購殆盡,死后還和他一起下葬,生生世世都要廝守在一起。
特別是最經(jīng)典的《蘭亭集序》,唐太宗更要拿來置于枕邊,片刻不忍分離。唐太宗這種執(zhí)念,使得后世再也見不到王羲之的真跡。
2010年,王羲之的書法,絹本草書《平安帖》,在拍賣市場拍出三億八百萬的價格。
這幅作品被也認定為宋朝臨摹本,每個字卻達到逆天的七百五十萬元,再一次刷新記錄。
也是在2010年,北宋著名書畫家、文學(xué)家黃庭堅真跡書法作品《砥柱銘》,拍出四億三千多萬的高價,作品四百零七個字,每字價值一百零七萬。
王羲之的仿品也好,黃庭堅的真跡也好,后世都能見到他們不止一幅作品。
詩仙李白留給后世一千多首詩,可他的墨寶只留下二十五個字,以李白民族靈魂級別的影響力,這二十五個字,每個字的價值就難以估算了。
這二十五字,留在李白的《上陽臺帖》中。
司馬承禎是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的著名道士,創(chuàng)立了“五漸門”、“七階次”等修真功法。公元七百二十七年,唐玄宗請他入宮,讓他到王屋山自選靈地,建造上陽觀。
公元七百四十四年,李白、杜甫、高適三個大詩人,到上陽臺觀尋訪司馬承禎,卻得知司馬承禎已經(jīng)羽化仙逝。
李白曾在三峽與司馬承禎相遇,還被司馬承禎點贊,算是有舊交。
感慨與司馬承禎永訣,他寫下了《上陽臺帖》:“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
這首詩用對景物的描繪功夫,來稱贊司馬承禎道法高深,也算是追憶和故人在三峽的那次相遇。
李白手書原創(chuàng)四言詩,加上兩個頂尖大詩人友情出演,一起尋仙問道的故事,這對藏家來說太震撼了。
書法的年代足夠早,作者人氣最旺,內(nèi)涵也很豐富,又是唯一的存世之作,那一個字得值多少錢。
不忙,唯一存世沒有對比怎么能確定是真跡?就有人說這幅《上陽臺帖》,用的不是唐朝普遍的硬毫筆書寫,應(yīng)該是宋朝人的仿品。
著名書畫家、書畫鑒定家啟功的看法是,有李白的題款,有宋徽宗的題跋,加上收藏款流傳有序,確定是真跡無疑。
李白的題款其實不足為憑,又沒有李白其他的題款作對比,誰知道是不是偽造。流傳序列源頭上鑒定失誤,一錯到底也有可能。最可信的證據(jù),還應(yīng)該是宋徽宗的題跋。
宋徽宗離唐代較近,本身又是書畫大家,收藏鑒賞一定也是高段位,同時代的仿品應(yīng)該逃不過他的眼睛,他認可是真跡,那就可以不再懷疑。
唐朝普遍用硬毫筆,不代表只有硬毫筆,李白臨時起興,在外將就拿支筆書寫,正好不是硬毫,也是很正常的事。
宋徽宗是史上頂流書法家,自創(chuàng)瘦金體流芳百世,入得他的法眼,《上陽臺帖》的書法水準一定驚艷。
宋徽宗的題跋寫了一大段,最后稱贊李白的書法:“字畫飄逸,豪氣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詩鳴也。”
把李白的字,和李白的詩相提并論,那就是認可李白的書法也是一流的。
達到這種水準的書法,如果是仿品,一定也出自大書法家,宋徽宗不可能不知道,這也旁證了《上陽臺帖》是真跡。
真跡加頂級書法,二十五個字,必然字字天價。何況還有宋徽宗四十多字的題跋,和元代書法家歐陽玄二十八字的詩,作品的整體價值,又有大幅提升。
要知道,宋徽宗書法真跡的拍賣價,每字也是上百萬的標(biāo)準!渡详柵_帖》的拍賣價沒人知道,這幅作品不會出現(xiàn)在拍賣會。
剛解放的時候,這幅作品的最后一個私人藏家張伯駒,把《上陽臺帖》贈與給毛主席,并專門附言“僅供觀賞”。
毛主席本身就是書法大家,毛主席的書法酣暢淋漓、風(fēng)卷云騰,讓一些人感覺是狂草,其實毛主席的書法確切說屬于行草。
怎么區(qū)別草體呢?很簡單,都看得懂的草體就是行草,少數(shù)看不懂就是草書,基本看不懂那才是狂草。不過這是江湖鑒定法,不足為憑。
毛主席學(xué)生時代,有很長時間都是工工整整寫楷書,進而轉(zhuǎn)向行書,過后才一直寫行草,從楷到行再到草的書法流程一點沒有省,基本功相當(dāng)扎實。
毛主席借鑒懷素的狂草和北碑體,自成一種風(fēng)格。和純粹的書法不同,毛主席的書法具有實用性,不管題詞、指示、信件還是詩詞,都必須讓人看得懂,寫成狂草顯然不合適。
用行草則可以揮灑豪情,提高速度,又不妨礙實用。
毛主席曾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四大家族!
這既說明毛主席重視思想、理論武器,也說明毛主席對書法的喜愛。
近代著名學(xué)者黃炎培也是一位書法家,毛主席曾在延安,和他討論歷代政權(quán)周期率,對他提出我黨打破周期率的辦法,讓他深受鼓舞。
建國初期,毛主席聽說黃炎培收藏了一幅王羲之的真跡,就向他借這幅真跡來觀摩。黃炎培把這幅真跡看得比命還重,也就是毛主席開口,他才會外借。
毛主席和他商量好借一個月,借到后毛主席一有時間就拿出來觀摩,愛家的情感難以抑制。
黃炎培借出心尖寶貝后,卻有些失魂落魄,幾日不見藏品,就生怕會出什么意外。期限不到他迫不及待打電話找毛主席催還,想要盡快讓自己安下心來。
幾次催還催得毛主席有些上火,對報告的工作人員說:“不是講好一個月嗎?到期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他失信。誰失信都不好!”
有次毛主席親自接到黃炎培的電話,也沒有對他讓步,還是堅持按約定,對他說:“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
沒辦法,都是愛家都著迷,和地位無關(guān),純粹是愛家之間的“切磋”。直到一個月期滿,毛主席才忍著留戀對秘書說:“送去吧,講好一個月就是一個月,朋友交往要重信義!
毛主席對前人的書法精品愛到了骨子里,得到張伯駒送來的《上陽臺帖》,簡直高興的不行,一有空便捧著細細研讀,愛不釋手。
在激動之余,毛主席也讓人給張伯駒送去了一萬元,這一筆錢是從他的稿費里拿出來的,雖然比不上這幅字的價值,但也算是聊表心意。
1958年,毛主席親自定下規(guī)矩,領(lǐng)導(dǎo)收到的貴重禮品都必須交公。鑒賞一段時間后,毛主席就讓人把《上陽臺帖》送到故宮收藏,讓所有的愛家,都有機會欣賞到這幅李白唯一的真跡書法。
至此,這幅稀世珍寶終于安穩(wěn)了下來,而毛主席的做法,也讓張伯駒感到佩服。他這一生都在為了這些珍寶奔波,傾其所有,保護它們不毀于戰(zhàn)火、流落他國。
可以說,我們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很多絕世國寶,都是張伯駒和他的妻子潘素拼盡性命所保護下來的。
張伯駒之前,《上陽臺帖》的藏款是滿清內(nèi)務(wù)府,也就是收藏在滿清皇帝的宮中。
辛亥革命清朝末代皇帝退位后還居住在宮中,不過沒有皇權(quán)對宮中人的控制力大為削弱。
帝王時代,宮里人不惜掉腦袋,偷盜宮中珍寶的事也不少見。在溥儀退位住在故宮的那些年,宮里人盜竊珍寶到了泛濫成災(zāi)的程度。
曾經(jīng)溥儀放在床頭柜的鉆石,莫名失蹤。他大婚的時候,新娘頭飾居然被調(diào)換成了贗品。要是他還是皇帝,一定會滿門抄斬好幾家。
1922年溥儀十六歲的時候,有次轉(zhuǎn)悠到建福宮,受好奇心驅(qū)使,讓人打開建福宮的庫房,想看看里面藏著些什么寶貝。
建福宮是乾隆少年時的居所,他一生都對建福宮情有獨鐘。乾隆不僅功夫一流,還是個文藝皇帝,酷愛寫詩作畫,收藏精品字畫的興趣也十分濃厚,很多他喜愛的珍寶,都被他存放在建福宮。
他還寫下過“愿將建福宮中福,賜與寰區(qū)萬姓家!钡木渥樱徊贿^說說而已,滿清時期,老百姓照樣無緣一睹建福宮珍寶的風(fēng)采。
乾隆死后,嘉慶為顯孝道,下旨封存建福宮,后來的清朝皇帝都沒有再開啟過,直到遜帝溥儀想看看,祖宗給他留下了多少寶貝。
建福宮的庫房有很多,分類存放著金器、珠寶、字畫、瓷器等文物。溥儀還發(fā)現(xiàn)了一種紫檀木制成、像書柜一樣的百寶匣,小的百寶匣里面珍寶都有幾百件,大的更有上千件。
溥儀對百寶匣愛不釋手,搬了幾十個去養(yǎng)心殿,不久干脆翻新建福宮,自己搬了過去。
查看建福宮讓溥儀對故宮的珍寶更加上心,當(dāng)他聽到他的英國老師莊士敦告訴他,地安門很多新開的古玩店,老板都是宮里的太監(jiān)和內(nèi)務(wù)府的人時,他心疼得要命,決定徹底清查故宮的藏品,以免肥水繼續(xù)流向外人田。
1923年4月,國學(xué)大師王國維被溥儀請進宮,封為“南書房行走”,五品官職,據(jù)說就是為了讓王國維幫著盤點故宮的收藏。
王國維后來投昆明湖自盡,也有士為知己者死,對溥儀被逐出故宮郁結(jié)不散的因素。
王國維進宮兩個來月,建福宮就突然燒起一把大火,內(nèi)務(wù)府不知是真的束手無策,還是戰(zhàn)略性束手無策,想掩蓋盜竊珍寶的證據(jù),都眼睜睜看著大火沖起十丈高,燒到其他宮殿,連周圍的松柏也變成了紅彤彤的火樹。
后來還是附近意大利公使館的消防隊,進宮用拆建筑阻斷的方式,撲滅了大火,溥儀為此還支付給意大利消防隊六萬大洋的工錢。
這場大火單是字畫,保守統(tǒng)計就毀掉了一千一百多件。被熔掉的黃金,北京一家金店以五十萬大洋投標(biāo)取得處理權(quán),最終提煉出一萬七千多兩。
要不是火災(zāi)現(xiàn)場金光閃閃,這家金店也不敢用五十萬大洋的巨資,來做賭石一樣的生意。
金店把好得手的黃金拿走,就已經(jīng)賺翻,內(nèi)務(wù)府瓜分余下的灰燼,都還可以提煉出不少黃金。
據(jù)說有個內(nèi)務(wù)府的人,曾經(jīng)捐給宮殿和寺廟兩座一尺見方的“壇城”,就是用的灰燼中提煉出的黃金。
滿清亡了都還在敗家,這把火不知道燒掉了多少國寶,辛亥革命不能很快把故宮收歸國有,也是“革命尚未成功”的一種表現(xiàn)。
宮里工作人員盜文物,清朝的遺老死纏爛打找溥儀“賞賜”文物,最嚴重的是溥儀自己也在盜文物,故宮的文物在這一時期流失得一塌糊涂。
滿清亡了溥儀也知道被逐出故宮是遲早的事,他盤算著要出洋留學(xué),還心有不甘妄想著“復(fù)國”。
這兩個想法都促使他,想方設(shè)法把故宮的文物轉(zhuǎn)移到宮外。他不方便自己行事,就找到他的兩個弟弟給他當(dāng)幫手。
那時他的親弟弟溥杰,和堂弟溥佳是他的伴讀,每天都要進宮。溥儀就以賞賜為名,讓他們把一些便于攜帶的文物帶出宮。這些文物都是精中選精,手卷字畫和書冊為主。
溥儀自己說有半年時間,溥杰和溥佳每天都要帶一大包袱文物出宮。曾經(jīng)有檢查的太監(jiān)問溥佳,那些珍寶是不是都是賞賜。
天天賞賜一大包,溥佳都不能自圓其說,只好掩飾回答,有些是賞賜,有些是拿出去修復(fù)。
修復(fù)從不見拿回來,太監(jiān)心中有數(shù)也不揭穿,而把這三兄弟的行為,當(dāng)成了渾水摸魚的機會。于是太監(jiān)中又掀起一波贗品換真品的風(fēng)潮,加大了故宮文物的流失。
溥儀用這種方法從故宮盜出七十六箱文物,先放在生父的醇親王府,然后通過族人和稅務(wù)督辦的聯(lián)姻關(guān)系,把文物運到天津預(yù)先租好房子藏匿。
這些文物共有字畫近一千三百件,冊頁六十八件,至寶“清明上河圖”就在其中,還有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原稿,幾乎每一件如今拿到拍賣市場上,都是轟動級的藏品。
然而在坐擁故宮的溥儀眼里,這些文物不如現(xiàn)金來得實惠。他曾抵押一箱文物換來四十萬現(xiàn)款,其中一件金冊,就值四十萬。
溥儀出宮到天津后賣出的幾十件文物,價格也很低廉,天津的文物販子和藏家,算是撿了一個大漏。其中有沒有流失到國外,也很難查證。
《上陽臺帖》不在這批字畫中,乾隆在《上陽臺帖》引首處題有“青蓮逸翰”四個字,對這幅作品很喜歡,應(yīng)該會放在建福宮。
建福宮的封條,擋不住有心的賊,《上陽臺帖》在建福宮大火前,已經(jīng)被偷盜出宮。
《上陽臺帖》最后的藏家張伯駒,和張學(xué)良、袁克文、溥侗號稱民國“四公子”。這四個公子中,除了張學(xué)良是政壇人物,其余三人都算職業(yè)公子。
那時的職業(yè)公子玩的是文化,琴棋書畫和京劇都要精通。張伯駒還是收藏大家,而且還善寫詩。
張伯駒收藏除了愛好,還有一個目的是:“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張伯駒不求收藏永歸自己,只求不要流失出誕生藏品的土地。為了保護文物不從中國流失,他的一生做了很大的努力。
他收藏主題明確,專注于唐宋及以前的精品字畫,這也讓他的收藏價值極高。
曾有人說自己五千件藏品,都抵不上張伯駒的一件藏品。除了《上陽臺帖》,他還收藏有杜牧、范仲淹的真跡手卷,晉朝陸機的“平復(fù)帖”、展子虔的“游春圖”等超級作品。
清朝恭親王的孫子溥心畬,是我國近代比較有成就的書畫家和收藏家,他有愛國心,曾大罵溥儀給日本人當(dāng)傀儡數(shù)典忘祖,不過把文物賣給外國人他并不介意。
張伯駒聽到溥心畬要賣文物就會緊張,知道他的收藏品質(zhì)高,生怕他賣給外國人。
溥心畬賣《平復(fù)帖》,開價二十萬大洋,講價下來張伯駒用四萬大洋到手,看起來張伯駒講價的功夫不比做詩差。
《上陽臺帖》是和《三希堂法帖》、唐伯虎的《蜀宮妓圖》一起出售,要價二十萬大洋,賣家是袁氏的一個庶務(wù)司長。
買展子虔的《游春圖》,張伯駒就賣了一所大宅院,還讓妻子潘素變賣了一些首飾,才湊足二百四十兩黃金到手。
這三件二十萬大洋,交了六萬大洋的訂金后,就再也湊不足,最后只好放棄“三希堂法帖”買了兩件。
參照《平復(fù)帖》的到手價,兩件六萬大洋肯定拿不下來,少說也要十來萬大洋。
以當(dāng)時一個大洋折合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算,十萬大洋才一千五百萬元人民幣,現(xiàn)在有網(wǎng)友估計《上陽臺帖》能拍出十億天價。
抗戰(zhàn)時期,張伯駒和潘素,把藏品縫在衣服、被褥里,一路逃難到西安,途中緊張兮兮,終日不敢出門,生怕藏品有閃失。
張伯駒的藏品,終究還是被人盯上了。1941年他在上海被綁架,綁匪意在《平復(fù)帖》,不然就用兩百兩黃金贖人。張伯駒傳話給潘素:“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家藏!
潘素的先祖潘世恩,歷經(jīng)乾隆至道光數(shù)朝,曾幫紀曉嵐編撰《四庫全書》,官至尚書、武英殿大學(xué)士、太子太保,還是林則徐在朝中的支持者。
張伯駒的父親在清朝時是直隸總督,和潘素有相似的家族背景。潘素又是江南美女畫家,和張伯駒情趣相投,夫妻之間稱得上是靈魂伴侶。
丈夫的性命和收藏潘素都要保,只得變賣首飾、四處籌款,最終用四十萬大洋贖回了張伯駒。這樣算下來,收藏“平復(fù)帖”的價格,就達到四十四萬大洋。
張伯駒就是這樣要藏品不要命的人,他繼承的家財,幾乎都用在了收藏上。
他玩文化又玩得純粹,不能為家里創(chuàng)收,1948年,故宮想回收藏品資金不足,張伯駒又變賣了所剩不多的家產(chǎn)用于回收。
以至于解放前夕,他和潘素的生活,已經(jīng)到了幾位貧困的地步了。
就算這樣,張伯駒還是癡迷收藏。1949年,有次他在文物市場相中一幅畫,同行的潘素嫌貴不愿買,他居然躺在地上不起來跟潘素耍賴。
直到潘素答應(yīng)賣首飾買畫,他才起身拍去衣褲上的灰塵,露出小孩得逞的神情。
一般的妻子遇到這樣的丈夫早就煩透了,潘素卻深愛著丈夫。張伯駒也很愛潘素,他們相愛的一大基礎(chǔ),就是對字畫的共同的喜好。
愛字畫,把這種愛和愛家分享,熏陶出更多的愛家,才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真愛,張伯駒要收藏“永存吾土”,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愛。
1956年,張伯駒夫婦將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給了國家,這其中包括杜牧《贈張好好詩》卷、陸機《平復(fù)帖》卷、展子虔《游春圖》、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頫《千字文》等等。
國家在感動之余也不忘做補償,政府給了他20萬的獎勵金,但被夫妻兩拒絕了。
張伯駒這樣說道:“我看的東西和收藏的東西相當(dāng)多,跟過眼云煙一樣,但是這些東西不一定要永遠保留在我這里,我可以捐出來,使這件寶物永遠保存在我們的國土上!
他們所捐的每一卷藏品,都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最頂級的瑰寶。當(dāng)年國家危難,大廈將傾之際,夫妻二人拼盡身家性命保住了這些藏品,沒有讓他們毀于戰(zhàn)火或流于國外。
如今國家安定之際,他們將其捐獻出來,還珠于民,正是印證了張伯駒所說的那句:“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發(fā)表評論 評論 (2 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