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應有情韻、有境界、有品位。好詩，當如鐘嶸所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中國古代詩歌中那些不朽的傳世之作之所以歷百代而不衰，讓人常讀常新，追思不已，其中至關重要的要素，就在于這樣的詩歌是有內涵、有味道、有品質的精致之作，尤其是那些有“酒”的詩，常常詞采華茂，骨氣奇高，精神凌霜，高風跨俗，且奇章絕句，音韻鏗鏘，讀之使人釁釁不倦、拍案稱快!這樣的詩，即如鐘嶸所道：“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痹娙藘仍诘木�神凝結在詩歌之中，便構成了詩歌特有的精魂與境界。那些與“酒”相關的詩歌，詩的品格的高拔，詩的品質的高昂，無疑與酒內涵的高邁精神息息相通。解讀這樣的詩歌和領悟其品位，自然需要從“酒之精神”入手，亦即西方文化的“酒神精神”與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論及東西方文化與酒文化的歷史，無論是從文化源流或是文化實質上說，彼此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但在“酒神精神”方面，卻有著許多相通、相似的東西，西方酒神精神與狂熱、狂歡、熱烈、過度和不穩(wěn)定聯(lián)系在一起，源于古希臘神話中以司管、護育葡萄種植和葡萄酒之釀造為主事的釀酒之神狄奧尼索斯，后以之為象征，引申到古希臘悲劇中。將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論高度并進一步升華其藝術原則的是l9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尼采重視生命，他認為，一個人倘若有健全旺盛的內在生命力，是不會屈服于悲觀主義的，悲觀主義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現(xiàn)，而“酒神精神”可以激勵人的內在生命力的勃發(fā)，“酒神精神”喻示著情緒的發(fā)泄與精神的張揚，是一種拋棄傳統(tǒng)羈絆與外在束縛而回歸原始狀態(tài)的生存體驗，“人”——正是在這樣的消失個體與世界合一的絕望痛苦的哀號中獲得“生”的極大快意與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精神感悟。

中國的“酒神精神”，以道家思想和道家哲學為源頭。史傳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老子以自釀“太清酒”出而待之，孔子醉，謂弟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 孔子酒后悟出的道理——儒家的“飲酒觀”，從此影響了國人2500余年。而孔子悟出的“道”，實際上就是“酒道”與“思想之道”。一尊“太清酒”入口，立時覺出一個“精靈”在口中舞動，那種舌尖、咽喉、神經(jīng)、五臟的反映，酒人人體的流動，使之通體舒泰，身心感應，是美的享受，是生命的滋潤，是藝術在人的精神之上的舞蹈。道家思想發(fā)展到莊子時代，莊子主張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齊一生死，且崇尚絕對自由，倡導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xiāng)”。莊子這種力倡“自由”的精神，當是中國“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因酒意微醺、意識朦朧而獲得思想的張力與藝術的自由狀態(tài)，這是中國古代的詩人們掙脫現(xiàn)實束縛獲取靈感與藝術創(chuàng)造力的重要途徑。

得酒情自成，酒中有深味，志氣曠達，以宇宙為狹的魏晉名士劉伶在《酒德頌》中描繪的“大人先生”飲酒之“境界”，可謂是中國“酒神精神”最為形象的注腳：“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有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睹山岳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這種籠天地萬物于形內，匯宇宙日月于精神，俯仰百代于一瞬，凝眸長天于眼前的“至上”、“至人”境界，無疑是中國“酒神精神”最為生動的體現(xiàn)。披閱中國詩歌史與藝術史，“酒神精神”流貫古今，代代傳承，內化成了詩人與藝術家鮮活的血液，演變?yōu)樗囆g創(chuàng)造者們靈動而張揚的靈魂，或者說，整個中國詩歌史與藝術史幾乎就是一部浸潤著“酒的滋潤”、滲透著“酒神精神”、躍動著“酒的舞蹈”的酒文化的歷史。

如果說《詩經(jīng)》時代的詩人愛酒，體現(xiàn)的只是中國遠古時期人們對酒與文化的基本認識，進人中古時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酒的大量生產(chǎn)，酒與文人、詩人生活廣泛而全面的結合，使人們對“酒”有了進一步的文化體認，這一時期，許多文人和詩人，如曹操、曹植、阮籍、嵇康、劉伶、王粲、應埸、陸機、張載、嵇紹、陶潛、王羲之、趙整、何承天、范云、朱異、陳后主、陸瑜、張正見、岑之敬、庾信等，不僅愛酒、嗜酒，甚而把酒當作生命與精神的重要依托，且以酒為題寫下了大量的詩歌，他們有的以酒言志(曹操)，有的因酒議論(曹植)，有的縱酒談玄(阮籍)，有的借酒述懷(嵇康)，有的憑醉抒興(劉伶)，有的寄酒人生(陶潛)，有的流觴雅逸(王羲之)，有的沉湎酒色(陳后主)⋯⋯，盡管這些詩人各自的身份、經(jīng)歷、修養(yǎng)、精神、氣質均不相同，在各自所處的時代以及生活境遇中也都有著基于客觀現(xiàn)實而確立的自己的人生定位與理想追求，然而一旦他們的人生與酒結合起來，詩人自身鮮明的個性特征與精神氣質無一不鮮活而自然地凸顯出來。他們或豪興勃發(fā)，或才情四溢，或狂放恣肆，或氣韻儒雅，或醉觀天地，或心境淡泊，或展志興懷，或頹廢消沉⋯⋯ ，是“酒”的力量，將他們平素本不示人的一面或某種文化性格，活脫脫地外顯出來，而當這種內在的精神氣質被熔鑄在其詩歌之中時，其詩歌的精神境界與詩的品位也必然自成一格，構成中國詩酒文化鮮亮的一頁。

以曹操父子為例：在曹操現(xiàn)存的詩歌之中，《觀滄�！房芍^是其最顯個性的名篇，這是詩人東征烏桓時所作。公元207年，曹操親率大軍北上，追殲袁紹殘部，五月誓師，七月東臨碣石，此時雖然秋風蕭瑟，但百草豐茂，他躍馬揚鞭，登山觀海，面對洪波涌起的大海，不禁因景生情，揮筆寫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边@樣壯麗的詩句，展現(xiàn)出一派吞吐宇宙的宏偉氣象，亦暗含詩人宏大的政治抱負與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彰顯了壯年曹操對前途充滿信心的樂觀氣度，但是，當天下三分，雄圖難成之時，英雄情結郁結于胸，其又抒發(fā)出“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感慨，表達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夙志，詩風氣韻沉雄，慷慨悲涼，詩人抑郁未伸的情懷，壯志未酬的情結，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情操，無一不深蘊詩中，使得詩歌的品格峻拔高古，詩歌的境界氣象宏偉。

而其子曹植本來才華過人，抱負遠大，由于屢遭長兄曹丕的壓制與迫害，始終不得志，悲憤苦悶，慷慨不平，只好轉而借酒消愁。《三國志》雖指其“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jié)”，但從其詩歌所表達的情感蠡測，無疑是其內藏的精神苦悶，因此其在《當來日大難》中寫道：“日苦短，樂有余，乃置玉樽辦東廚。廣情故，心相于，闔門置酒，和樂欣欣。游馬后來，轅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鄉(xiāng)。別易會難，各盡杯觴�！痹娙死墼赓H遷，無所作為，郁郁寡歡，作為貴胄子弟，只能寄情杯中物，追求暫時的歡樂，但其內隱的愁緒與郁悶卻可觸可摸，歷歷可見。

曹操與曹植，前后處于同一時代，一個胸懷天下，一個抱負遠大；一個戎馬倥傯，南征北戰(zhàn)，氣勢如虹，一個富有才志，但卻失意受挫，落寞孤寂；一個可挾天子以令諸侯，一個受到帝兄的排擠與打擊，因而當他們因酒賦詩時，其詩歌的格調與氣韻迥然不同，曹操的詩因酒而高亢激昂、清峻通脫，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悲壯，曹植的詩則借酒遣懷、心緒茫然，有一種沉淪不遇的郁悶。一對父子，一樣的飲酒，一樣的作詩，為什么如此不同? 曹操的詩憑酒而添英雄之氣，曹植的詩則“借酒澆愁愁更愁”。曹操的詩氣韻宏大，情感外露；曹植的詩氣藏胸中，感情內斂。一個外向，一個內蘊，又都因酒而生，顯現(xiàn)了不同的詩歌精神與美學品格，也讓我們讀出了不同的詩歌情韻。

可見，酒能調動詩人真實的情感，酒與詩人個體情感的結合，對于詩歌美學品格的形成可發(fā)揮出重要的催化作用。

（節(jié)選自《“酒品”知人 “詩品"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