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陳淳 溪山泛舟圖扇面)
古代書畫作品,尤其是名家之作,因為具有較高的藝術(shù)的經(jīng)濟價值,所以歷來仿者甚多,手段也各不相同。千百年流傳至今的數(shù)以萬計的書畫作品,必然是真假混淆,珍珠和魚目錯雜的。面對這樣復雜的情況,書畫史論家和研究者必須懂得鑒定之道,才能取得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即研究對象。
陳淳的傳世作品,如其他名家一樣,是真贗混雜的。他去世已四百五十年了。生前他是否有過代筆?是否已有偽作?筆者從未見過記載,但明代晚期的偽本時有所見。徐邦達先生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中,懷疑陳淳之子陳栝為其代筆,茲錄原文如下:“《平安富貴圖》(陳道復),紙本,中軸,墨筆畫瓶中插牡丹花一枝,自識末云:‘癸卯春二月,既望作于山中,道復識!j白文‘白陽山人’、‘陳道復氏’二印,又右下角鈐朱文‘筆研精良人生一樂’一印。此圖面目大致雖近陳氏,但癸卯為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道復年六十一歲,下一年即逝世,應是極晚之筆,論畫法不應如此輕秀飄逸。但款字則又蒼勁爛漫,必真無疑。同時正好看到他的兒子陳栝一幅《葵花圖軸》,絹本,設色,款:“庚戌春日沱江子陳栝寫,其筆法與其父的《平安富貴圖》一般無二。按庚戌為嘉靖二九年,后與《平安富貴圖》畫七年,因悟《平》圖即為陳栝代作。二軸均藏廣州市美術(shù)館!
(明·陳淳 平安富貴圖 廣州美術(shù)館藏)
關(guān)于陳栝是否為其父代筆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考評。筆者在考察陳淳的作品時,注意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544,甲辰),留有為數(shù)不少的佳作,而且絕無衰頹的跡象。從生理上看,六十二歲的人,只要不是久病者,仍然應當具有相當?shù)纳鷼。陳栝作于已亥三月的一幅《四季花卉卷》(虛白齋藏,見《藝苑掇英》第三十一期),筆致細秀,敷色雅談,自題曰:“……漫調(diào)脂粉戲作花枝數(shù)種,聊以遣我老懷,觀者勿疑多兒態(tài)也!币押1539年,陳氏年已五七。另一幅,陳淳作于甲辰春日的《觀物之生》(花卉卷,無錫市博物館藏)。幾乎全用色彩,作沒骨法四季花卉十一種,雅逸豐潤,全無老態(tài)。卷后有文征明題,稱其“略約點染而意態(tài)自足”,必為真跡親筆。是年陳淳六十二歲,距其離世已為期不遠。由此可見,在陳淳藝途上,秀逸一路畫風(指其花卉畫),是伴隨始終的。因此,《平安富貴圖》自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明·陳淳 觀物之生 無錫博物院藏)
舊贗本的情況,比較復雜,茲試舉幾例加以探討。
(一)
《荷花圖卷》(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此圖紙本,設色,無款,左下角鈐有二印:“白陽山人”(白文)、“陳氏道復”(白文)。所寫荷池景色,與陳淳畫風小同而大異,卻近于比陳氏稍晚的無錫畫家王問。南京博物院有王問荷花卷,兩相對照,一目了然。很有可能是當時師法王問的畫家所作,后被人挖去原款,加上陳氏印鑒而成的。這應該是一件時代相仿的贗品。
(明·陳淳 觀物之生局部 無錫博物院藏)
(二)
《秋江清興圖軸》(南京博物院藏),紙本,設色,題七言詩一首,款“白陽山人道復”,鈐二印。圖寫秋江之景,荷葉敗破,芙蓉正放,蘆葦上立著翠鳥,水面上鴨子在浮游,境界是很雅的,章法也不錯。但細細推敲其用筆,就發(fā)現(xiàn)了問題。水面簡筆畫成的兩塊石頭,筆致松弱,全不類陳氏所作,花葉和蘆葦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陳淳是不善畫鳥禽的,而此圖偏偏是鳥禽畫得仔細、生動。更差的題款,雖然形狀相似,但神采全無,行筆也牽強、板滯,缺少生動自然的氣息。
(明·陳淳 秋江清興圖 南京博物院藏)
(三)
《水閣飛舟圖軸》(蘇州博物館藏),紙本,設色。近寫坡石雜樹,一亭臨水,水面兩帆并駛,隔水山坡叢木,間有樓塔。左上端署款:“甲辰春日作于浩歌亭,道復。”畫率意而近乎潦草,筆流暢似帶有輕佻?顣^大,終覺位置比例欠妥。書體與陳氏晚期風貌相近,但有刻意追摹之態(tài),疑為贗品。
(四)
《四季花卉卷》(鄧拓藏,《藝苑掇英》第二十八期),紙本、墨筆,分牡丹、荷花、芙蓉、水仙四段。前三段大多作勾花點葉法,水仙則以雙勾法為之。畫法類白陽,亦較率意,但過于繁密、瑣碎,缺少白陽那種超逸灑脫的風神。款識:“嘉靖癸卯春日作于五湖田之浩歌亭,白陽山人道復!睍w與陳氏略似,但造作之氣甚重,小筆寫大字,甚為勉強,更無白陽作書的自然超拔氣象,當是偽本。
邦達先生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下卷中記述了陳淳贗本三件,茲錄如下:
(一)詩畫卷。
此卷冷金箋本,共作紙三幅,每幅均橫長130厘米,F(xiàn)第一幅上以墨筆作桃花、水仙、秋葵、梅花四種,開首處即落款大字“道復”二字,鈐白文“陳淳之印”、“道復”二印。第二、三兩幅則大字書詩,書法與前款二字一同(包括字體和大。,都極雄暢。末自識云:“甲午(嘉靖十三年,1534)夏日,戲作墨花四種,兼書四絕句,白陽山人陳淳!
鈐白文“白陽山人”一印。按是年陳氏五十二歲,畫法尚合他的面目,惟用筆軟熟,與真跡對比,大有差別,但畫上款印又均真。相反的,詩卷上的一印倒刻得不好,印泥也很差,因此總覺個中尚有問題。后來仔細研究,又發(fā)現(xiàn)前面紙比較干凈瑩白,而后面的紙箋起手處(即右邊)反而灰黑。以理推斷,則灰者原應在前,而潔白的應當在后。何以現(xiàn)在卻相違背?于是把卷子全部打開,拿畫幅起手的款字(兩字)同詩箋末行“白陽山人陳淳”兩行來比看,才發(fā)現(xiàn)畫上的“道復”二字和二印原來是連在“陳淳”二字一行之后的(正好在原第三幅開首),當時原款全文是:“白陽山人、陳淳、道復”共三行,下鈐二印,其后則還有空白余紙一大段。后人將第三幅(首有“道復”二字連印記的)拆下,因為字大,所以每行之間的空隙較寬,分開后不覺詩箋末行的“陳淳”二字就已靠近左邊,還可以加上一偽印,這樣,詩卷是書真而印偽。同時在分下的帶“道復”二字連二印的空白余紙上,補臨了墨花四種(據(jù)詩后自記,原來應有真跡一圖,今圖則是從真跡上摹下的)移裱在詩卷之前,所以此圖是畫偽而款印皆真,其紙因原在卷中末尾,當然紙色該潔白的多,F(xiàn)在此卷總的來講是偽畫真款印、真書偽印記的拼合物,其方法之妙,真是絕無僅有的。
估計分下真畫,當然可以另裱成卷,這樣,一卷得售兩卷的價錢了。
此偽畫很像清嘉慶、道光年間張 (字雪鴻)的風格,也可能就是此人臨摹的。
此卷今藏故宮博物院。
(明·陳淳 秋葵圖扇)
(二)、(三)金焦圖卷,設色山水卷。
紙本,短卷,設色畫長江中金山、焦山景色。自識作于:“嘉請丙午”,前幅周伯民書五言詩,不錄。
此圖并自題筆法均極草率而浮滑,即使隨意應酬之作,藝術(shù)水平亦不能下降到這樣。又考陳氏卒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此款自稱作于二十五年丙午,陳已死去了二年,豈非謬妄。當然干支有時可以誤書,一字之差能距離好多年,所以主要仍須聯(lián)系書畫筆墨本身來鑒別。此卷本身既然過于草率浮滑,再加上干支寫錯,其非真跡就更可確定了。周某書不偽,但不能輔證陳畫之是非。此卷藏于鎮(zhèn)江市博物館。
又見甲辰作絳色山水一卷,紙本,其畫法與《金焦圖》無異,似出一人之手。此圖后附裝癸未書陶詩長幅,雖草草不佳,但是真跡。按甲辰為嘉靖二十三年(1544),是其極晚作。
筆者在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還見到過一件晚清時的陳淳贗本《枇杷圖軸》,乍看之時,仿佛吳昌碩所作,濃重的黃色撲眼而來。盡管吳昌碩的花果是從陳淳的藝術(shù)中蛻變而來的,但畢竟相距了三百年,其中差別可以想見了。
不但陳淳偽作屢屢可見,但其子陳栝亦有贗品傳世。蘇州博物館藏陳栝《花卉卷》(紙本,墨筆),寫水仙、玉蘭、月季、杏花、菊花、秋葵、梅花等,款:“嘉靖乙未長至日沱江陳栝。”該圖筆墨既板又薄,與陳栝畫法相距甚大,款書亦板刻,與陳氏所書不類。書畫鑒別之道,關(guān)鍵在于把握本質(zhì),占有資料,反復比較。中國書畫的本質(zhì),表現(xiàn)在筆墨和氣韻兩方面。由此入手,種種疑團將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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