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湖湘文化特色鮮明，湖南文壇生機勃勃。進入新時代，幾代湖南作家筆耕不輟。最近，以“時代的回音”為主題舉辦的一場發(fā)布會中，湖南作家、批評家水運憲、王躍文、賀紹俊、閻真、彭東明、龔旭東進行了分享。

這些來自湖南的作家均于近些年出版了自己的長篇小說，水運憲的新作《戴花》是一部“醞釀了半個世紀”的作品，這部長篇小說的書名取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響徹大江南北的一首群眾歌曲——“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

《戴花》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末，以主人公“我”為代表的一批大學生來到德華電機制造工廠，進入生產(chǎn)一線學習實踐、成長蛻變的故事�！拔摇迸c師傅莫胡子是師徒，亦是對手，也都對平凡的職業(yè)保持敬畏。《戴花》以工廠兩代爐工的奮斗史，寫出了他們身上不同的時代印記、相同的精神傳承。“在火紅的年代與一窮二白作斗爭”，水運憲書寫的是今天的年輕讀者不太熟悉的生活，但他表示，自己并不擔心年輕人對這類題材會有“違和感”，關(guān)鍵在于讓讀者感到故事中的精神，時代的隔膜其實并不重要。

《戴花》書封

分享會中，談到創(chuàng)作《戴花》，水運憲說自己“飽含著一股激情”，小說中人物種種、性格不同，但在他看來其中最動人之處是把最真實的人寫了出來，“哪怕是缺點，哪怕是錯誤，這些東西我把它如實地寫出來，回過頭來看，自己是感動的”。水運憲表示，他特別希望寫出在當年的那種貧困的日子里，大家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人與人之間特別真摯的情感�！澳莻�時候大家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都很純潔，為了一同渡過難關(guān)，每個人的身上都有互助的精神�！�

作家水運憲

與水運憲不同，作家閻真的新作《如何是好》寫的是當代年輕人成長的艱難。閻真在高校工作，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大學生入校、畢業(yè)、再入校、再畢業(yè)，他深知當下青年一代的生活之難。“我給他們上新生課的時候，我說，你們不要以為進了985大學就進了人生的‘保險柜’，遠遠沒有——也許在你們接到大學通知書的那一瞬間，就是你們?nèi)松�最高光的時刻�！�

閻真用“貼地而行”來形容《如何是好》，生活本來的面貌在小說中被如實描摹。同時，這也是一部致力于寫出生活痛感的小說，閻真認為，如何在物質(zhì)豐腴的當下不回避地寫好生活的痛感，是對這個時代作家的真正考驗�！拔覀兿胍幌略�經(jīng)的那些文學巨人，從莎士比亞、雨果、托爾斯泰，到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曹雪芹，偉大的作家不能夠離開對生活痛感的表達。”

《如何是好》書封

作家彭東明的《坪上村傳》寫的是一個真實的村莊，即他的老家。他十六歲離開這片土地，村莊便成了他整個人生的背景。在外漂泊三十八年后，他又回到村莊修繕老屋。老屋是一座村莊的記憶，在濃郁的鄉(xiāng)愁里，坪上村的故事氤氳穿行于村莊百年的時空之中，敘說村莊上一代又一代人命運的起落、社會的變遷以及正在消逝的風情風俗。

評論家龔旭東對彭東明的這部作品印象很深，他曾經(jīng)去過修葺一新的老屋參觀和授課，老家老屋的許多小物件都被彭東明寫進書里。龔旭東談道：“每一個老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通過它我們能看到它的主人是什么樣的，讀來讓人動情。”的確，越是面對熟悉的生活環(huán)境，下筆越難，也越容易動情。彭東明說，“很多時候我都寫得流淚，因為這種情感太真實了，這本書我把自己也寫到里面了，在記憶與變遷的現(xiàn)實中不斷跳進跳出。”老家、老村、老屋、老朋友，彭東明通過眾多人物命運的轉(zhuǎn)變來寫偉大時代的具體變化。當然還有不變的：坪上村那些村民的可貴精神被傳承下來，這也成為彭東明這部小說的核心思想。

彭東明

與彭東明類似，王躍文寫《家山》也寫得很動情。這是一部從大革命時期到新中國建立二十余年波瀾起伏的一部地方史志，小說中寫到抽壯丁、大洪水、征賦納稅、樂輸抗捐、生老病死，樁樁件件演繹一方鄉(xiāng)土的民風民情民心。王躍文的語言得方言古語之神韻，但更是細密編織沙灣村耕織勞作的日常生活。

王躍文說，他寫的所有的故事，都源于從小聽到、看過的故事，從老一輩人所講述的他們經(jīng)歷的生活中，王躍文感受到一種歷史的延續(xù)�！白孕∧欠N家鄉(xiāng)的生活與我的創(chuàng)作、與我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包括情感方式、宇宙觀的形成在內(nèi)，都有非常緊密的關(guān)系�！被叵胱约旱膭�(chuàng)作道路，王躍文認為有著真實書寫、文化書寫、中華美學書寫三個關(guān)鍵詞。所謂中華美學書寫，王躍文表示，中國人一直生活在賴以生存的土地上，我們同天地萬物形成了穩(wěn)定的情感關(guān)系和行為習慣，也就自然衍生并呼喚著一種純熟的中國美學經(jīng)驗，或者叫中國氣派、中國氣象，“寫這般經(jīng)驗，是我的長期追求”。

《家山》書封

關(guān)于湖南作家的整體創(chuàng)作，龔旭東說：“我覺得湖南的小說創(chuàng)作一直有一個精神的傳統(tǒng)和總的特點，就是湖南作家總是有一種憂患意識，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對鄉(xiāng)土�！�

“湖湘氣派”是否具有一種鮮明別致的風格特點呢？賀紹俊從《戴花》談起，他認為這部小說典型地體現(xiàn)了湖南人的性格。小說中主人公莫正強正是一個有拼勁兒、不認輸、吃得辣、霸得蠻的人物�！洞骰ā分械娜宋锞哂蟹浅Ｃ髁恋募�體精神，非常忘我的拼搏精神，“這種精神在湖南人身上是延續(xù)不斷的，體現(xiàn)著湖南人的自豪感、自信心”。賀紹俊說，就像水哥（水運憲）小說的名字一樣，《戴花》是說“我就是要戴大紅花”，人的精神在這里如此亮麗、如此飽滿。同時，諸如閻真等作家筆下的湖南知識分子形象，也應(yīng)和著岳麓書院那副著名的牌匾——“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湖南文人的氣節(jié)背后，有著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湘江故事。

賀紹俊

賀紹俊說，在一段時間內(nèi)，曾經(jīng)顯赫的湖南文學似乎慢慢走向文壇的邊緣。但這并非因為湖南文學人的創(chuàng)作力下降了，相反，這種變化中透露出的是湖南作家的“野心”變大了，湖南作家涉獵的寫作題材更多更廣起來。

“進入新世紀以后，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湖南的作家又開始顯示他們的銳氣，他們典型地體現(xiàn)了湖南文化的品格。”賀紹俊以《家山》為例，王躍文寫的“沙灣”在幾千年前曾是屈原流放之地，屈子很多重要的詩篇都是在那完成。而彭東明的坪上村在洞庭湖旁邊，那附近的汨羅就是屈原最后的葬身之地。賀紹俊說，“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說，汨羅江從王躍文的家鄉(xiāng)流到了洞庭湖，其實就隱喻著湖南文化的一種流傳擴散”。一種地域文化的結(jié)構(gòu)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能夠鮮明地感知到湖南文學的文化品格的同時，讀者也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湖南文學正在巨大的歷史變革中不斷向上走，湖湘氣派的強大氣流不斷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