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脫貧攻堅戰(zhàn)取得全面勝利，是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云南作家張慶國的長篇報告文學《犀鳥啟示錄》所記錄的云南省盈江縣石梯村以及大谷地村、百花嶺村等村民因“鳥”的出現(xiàn)而逐漸擺脫貧困的故事就是這“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關于脫貧攻堅奔小康的紀實文學作品我看過不少，但慶國在這部報告文學新作中所記錄的盈江人之脫貧方式和由此而衍生出來的 “人鳥共生”等重要話題以及作品的創(chuàng)作特點等無疑都是同類作品中個性卓著的。

《犀鳥啟示錄》所表現(xiàn)的脫貧場景主要是位于云南省盈江縣內石梯村等幾個村莊。在云南129個縣域中，盈江離省會城市昆明最遠；而石梯村則毗鄰緬甸，這里居住著傈僳和景頗兩個古老的民族，他們又被稱為“直過民族”�！爸边^”者，“直接過渡”也，意指從古老的部落氏族生活直接過渡到現(xiàn)代社會樣式。直到10年前，這里仍然只有原始的山中小道，村里的孩子們要去上學，都得冒著生命危險攀爬山壁處的崎嶇古道，從早到黑耗時一天才能抵達山腳下的鎮(zhèn)學校；村民們大都仍然住在古老的杈杈房中，這種房無非就是用樹干交叉釘牢，再鋪上點鐵皮和茅草而已，不過只是比村頭地角的臨時窩棚稍強一點而已。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無車無路、貧窮落后的環(huán)境中，“鳥”、特別是犀鳥的出現(xiàn)，以及黨的“精準扶貧”政策和一連串耐心實在的扶貧工作落實到位，一個“人鳥共生”的美好故事就此展開：

公路艱難地修通、新房子蓋了起來、4G基站落地……這個深山老林中原來與世隔絕的少數(shù)民族老寨子現(xiàn)在每年都要涌進數(shù)萬名觀鳥游客，一個村子每年觀鳥業(yè)產值近千萬元，在充分考慮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的前提下，由“輸血”開始到真正實現(xiàn)“造血式”扶貧……盈江縣那些個小村落里所發(fā)生的這一切，不僅是他們脫貧攻堅擺脫貧困奔小康的一種真實寫照，更是民族團結進步、生態(tài)文明建設等諸多重大主題的現(xiàn)實活標本。《犀鳥啟示錄》就是記錄并還原了以石梯村為代表的地處祖國邊陲少數(shù)民族村落中這段特別而又極富多重價值的脫貧歷程。

我不知道寫小說出身的張慶國是否首次操刀長篇報告文學的寫作，但在《犀鳥啟示錄》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慶國在這部長篇報告文學的寫作中的確是在努力處理好“戴著鐐銬跳舞”這道難題。所謂“鐐銬”者即為人、事、境、物等諸種真實性要素的約束；所謂“跳舞”則是在尊重真實性的前提下盡力跳好文學之舞。而在這場“文學之舞”中，慶國有兩個動作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是抓人物，二是抓場景。關于抓人物，作品卷二第十一小題“穿行在密林里”中有幾句盈江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早榮生為動員石梯村干部大蔡伍建喂鳥塘時的幾句對話就十分精彩：“早說：整個小塘，放點吃的，鳥就飛來了/大說：好的領導，好的/早說：鳥來了，人也就來了/大說：人來了，鳥會嚇飛的喲/早說：人來了，你們就有錢賺的喲，一天可以收好多錢/大說：人來不了這里領導，路難走/早說：慢慢來，不著急/大說：是的領導，這里人不好走路，只有鳥在天上飛�！彼膫�回合下來，早榮生從充滿信心到泄氣的那種沮喪，大蔡伍那種少數(shù)民族的直爽與憨厚躍然紙上，這兩個重要人物的形象也隨之鮮活地站了起來。還有第三十三小題“小樂飄然而至”中，那從位于北京的《中國國家地理》雜志自動辭職來到盈江做“鳥導”，并在這里收獲了愛情而后又定居在石梯村的小樂兩口子，他們毫無那種老一套的生活規(guī)劃設想，只想真實地活在無拘無束的自由空氣里，靜靜地迎接每天時光的生活哲學也一定會給讀者留下深深的印記。關于寫場景，作品卷四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兩個小題就堪稱典范。這兩個小節(jié)以作者于2020年6月在毫無心理準備的前提下被拽入盈江縣高山的森林中觀看野生犀鳥為內容，從充滿期待到懷疑到失望到突然反轉親眼目睹活生生的犀鳥結束，整個過程猶如一部懸念大片。說實話，這些個藝術手段倘若在小說或散文等文體中被運用就不足為奇，也不值得多加說道，但在報告文學中的合理使用則值得提倡與張揚，這是因為我們現(xiàn)在確有不少的報告文學只重“報告”不講文學，只是一味突出題材的所謂 “重要”或 “重大”，而忽視了還要如何將這兩個“重”處理得更具藝術感染力。

毋庸諱言，在眾多反映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中，《犀鳥啟示錄》的取材無疑是十分獨特的，借“觀鳥”而脫貧，我不知道在我們國家整體的脫貧攻堅戰(zhàn)中是不是惟一？但至少是不多。這也恰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我們因地制宜、精準脫貧大政方針的科學性與有效性。正是由于稀見，因此，慶國在這部報告文學中關于鳥、關于“觀鳥”、關于“犀鳥”、關于因“觀鳥”而帶來的經濟效應和生態(tài)效應等知識的普及與傳播既是這部報告文學內容本身的需要，也成為作品的顯著特征之一。在“世界觀鳥小史” “云南觀鳥小史” “犀鳥的躲閃”“從熱帶雨林歸來” “公犀鳥之死” “扶貧觀鳥經濟學” “扶貧觀鳥環(huán)保學”等篇什中，讀者可從中看到許多有趣有用的相關知識。比如，說到“愛情鳥”，人們首先想到的當是鸚鵡，殊不知那體型碩大的犀鳥，也因其雌雄終生廝守而同樣被俗稱為“愛情鳥”。比如，觀鳥雖起源于歐美，但中國之觀鳥市場也不小，所不同的只是后起的中國很快將觀鳥轉向成了拍鳥。歐美人觀鳥，必帶的器材是望遠鏡，即使偶爾拍照，使用的也只是便攜式的卡片機和小徠卡之類，野外觀鳥歸來，他們更愿意用文字記錄下觀鳥感受，玩法單純而安靜；而中國人觀鳥，必帶專業(yè)攝影器材，白天呼朋喚友地進山拍鳥，晚上成群結隊返回旅館，打開電腦，輸入圖片，熱烈討論，以多為榮，以奇為耀。存有明顯差異的這兩種觀鳥行為，不論高下，但背后所折射出的其實更是不同的文化所驅使。諸如這些個知識點或知識面，恐怕都是我們以往所不曾知曉或不曾想過的。

無論是創(chuàng)作還是出版，《犀鳥啟示錄》無疑都可歸于“重大主題”一類。在我們進入“兩個百年”面對“兩個大局”之際，抓住“重大主題”布局謀篇既是我們作家與出版工作者義不容辭的一種責任與擔當，也是一種幸運與機遇。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無論是作家還是出版工作者一定還要清醒地意識到，“重大主題”絕對不等于就是優(yōu)秀作品，面對“重大主題”，如何予以深刻而藝術的高質量表現(xiàn)同樣是另一個至關緊要的重大課題。對此，《犀鳥啟示錄》的創(chuàng)作與出版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些許有益的啟示。為了創(chuàng)作這部長篇報告文學，張慶國一年中三次跋山涉水進入原始森林現(xiàn)場，住進少數(shù)民族村寨，與村民們同吃共住，現(xiàn)場采訪各類村民20余人，調查了眾多村民家庭和家族的生命史；與此同時，他還廣泛深入地考察研究那里的地方文化和發(fā)展歷史，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然地理和生物進化史，整理出了30多萬字的采訪與讀書筆記，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四力”付出。而面對報告文學這一特定文體，慶國努力秉持著“報告”與“文學”并重的原則，既努力保障“報告”的真實性與準確性，不掩飾、不粉飾；又充分調動和運用文學的多種手段，包括設置懸念、刻畫人物、寫自己的親歷、說村民的變化。最終真實而文學地完成了這部內容獨特、境界寬闊的非虛構作品。這一點我以為也恰是當下不少“重大主題”作品在創(chuàng)作與出版過程中值得充分研究與倡導的。

作者：潘凱雄（知名文藝評論家）

編輯：陸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