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方方，現代寫實主義作家，本文為方方在武漢大學的演講，來源：收獲（微信ID harvest1957）】

我和文學的關系

我經常說，文學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小學時，“WG”開始，因為成分不好，我雖然成績優(yōu)秀，但也不能加入紅衛(wèi)兵。在家無事，只能看書，然后給人講故事。這種狀態(tài)延續(xù)了很久，以至于每晚都有人專門請我去講故事，故事講完或者忘記情節(jié)時，自己得現編。現在回想，這就是我文學創(chuàng)作的前期準備。講故事伴我度過了人生中第一個低潮。

高中時，父親去世，家境突然變得困難。畢業(yè)后，我被招工當了搬運工人，由此又淪為社會最底層。我能感受到人家眼神對你的蔑視。那四年，不僅讓我知道了底層社會的形形色色，也見識了各種類型的人。當工人時，我開始發(fā)表詩作，由此也受到同事尊敬，我用文學努力地爭取社會地位。1978年，我從那里考上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當時真的是很風光。

大學四年，最大的收獲是知道了怎么去學。我第一篇小說得了80元稿費，而平時我每月只有3元助學金，其中2元多用于回家的車費。我棄詩歌轉小說與我經濟窘迫有莫大的關系。小說的稿費比較高，我也從此靠文學創(chuàng)作擺脫了貧困。所以，在我最困難時，無論是經濟困難，還是精神失落、情緒低迷，都是文學在幫助我走出窘迫，改變生活。

1990年，我被選為省作協(xié)副主席，還主持著一本刊物。雜志辦了8年之后，卻突然被令�？�，我也被就地免職。當人人都覺得我很倒霉的時候，我自己卻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在家專心寫作，因為作品不斷，也保持了影響力，突然有一天，我又被叫出來出任省作協(xié)主席，一直到今天。

在我最倒霉的時候，一直是文學在支持我。它甚至沒有讓我產生絲毫的倒霉感，倒讓我覺得，無論遇到什么，都沒什么了不起，人生依然很好。

我喜歡有態(tài)度的文學

1990年代的某天，我和作家蔣子丹討論現代派文學。我說，我覺得中國小說，特別是現實主義小說，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發(fā)展，我想把這件事情做完。

中國自有小說以來，歷經了魏晉的志異、隋唐的傳奇、宋元的話本、明清的白話，到《紅樓夢》達到高峰。從片斷到巨著，從文言到白話，從編撰到獨創(chuàng)，從為說理到寫生活，甚至發(fā)展路線清晰明了，每個朝代的改變和進步都顯而易見。直到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古典小說的命運。

而報刊的興盛，語言的革命和西方文學的引進，使小說也有了一個顛覆前人的變化。文學革命倡導有誠意的現實主義小說，號召作家用日常的語言寫時下的現實，寫普通人的生活，寫近距離的人生。在這種號召下，帶著現實主義標簽的小說進入讀者視野，它和當時人們的關注焦點和審美趣味深度吻合，它也將人們對詩歌的興趣一步步拉向對小說的興趣，上千年來在中國文學中一直占主體地位的詩歌，從此被小說所替代，中國文學的格局也由此改變。

現實主義，冷靜客觀地觀察社會，貼近現實，陳述人生的另一種可能，這在當時就是一個新的創(chuàng)作形式。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說理念。它展示的是與社會現實平行發(fā)生的另一種現實，是一種可與我們自己的生活互為對照的、更具真實性的存在；它讓小說走出了魔幻世界、歷史演義、英雄傳說以及市井驚奇，而面向整個蕓蕓眾生。它從日常生活中一寸一寸長起來，一直到人們的內心；它開始深度介入我們的生活，展現了對弱勢人群的關心，甚至有某種干預性。它成為了一種有態(tài)度，有情懷的文學，有鮮明的傾向和價值判斷，而不再只是之前供文人雅士欣賞、消遣、把玩的乃至純粹審美的小眾產品。

但是，縱觀中國近代小說發(fā)展，它幾乎從沒有風調雨順過。到1930年代，現代小說終于擺脫了從文言到白話半文半白的晦澀，擺脫了因模仿西方翻譯作品而導致語言歐化的別扭，開始成熟，開始有了全新的被稱為“成為了一種書面語言”的雅言，但此時，當小說創(chuàng)作進入成熟階段時，激烈的戰(zhàn)爭開始，族群的分裂、社會的動蕩，令作家無法安定坐下完成作品，時代不給你應有的外部條件。小說的發(fā)展也受到阻斷。1950年代后，社會進入和平時期，但政治概念的介入，思想的禁錮，令小說成為宣傳的一種，實際上是不進而退�；仡^看看，無論是小說的質量和數量，都遠不足以與中國的現實相匹配，也不足以與中國深厚的文學對稱。所以，我覺得，現實主義小說這條路，是根本沒有走完。

而我，很愿意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把這件事做完。

現實主義小說有著明確的目標要求，現實社會動蕩多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繁雜交錯，人本性中間的隱秘幽深給這類小說提供了永遠取之不盡的源材料，技術上也有著無數的可能。結構搭建、人物塑造、故事軌跡、語言雅俗、章節(jié)長短、時空變化，都可有無限的創(chuàng)意。要真正把人生中間最精髓的東西，把一個人的狀態(tài)，把一個人內心深度的靈魂或者人和人之間微妙復雜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展示出來，其實很難。我覺得現實主義小說對我來說，始終存在一種挑戰(zhàn)性，存在一種可以進行無限創(chuàng)造的樣式。

因為對這樣一種寫作理念的認識和喜歡，我的小說一直不愿意離現實太遠。評論家認為我是新寫實，這個提法我自己還是蠻喜歡的。它實際上是現實主義小說向前跨進了一步，也是我理解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只是新寫實這個提法更溫和一些。

文學是人學。新寫實小說始終關注現世社會最普通的人。它秉持著人道精神，對生活中普通人充滿同情和憐惜。同時，它對現世社會也秉持著不合作不茍同的態(tài)度。既是近距離的，又是明顯疏離著的。它懷有慈悲，同時具有鋒芒。它的價值取向清晰明了，無奈感也異常沉重。

文學與弱者息息相通

我在電視臺做紀錄片時，會遇到很多人和事，會看到另外一種人生。1980年代末，我們到神農架拍金絲猴，請了三個農民幫我們背器材。一晚和他們一起在松柏鎮(zhèn)住下，催問他們是否洗過澡時，他們竟不知道衛(wèi)生間里的水是從哪里出來的。而當他們和你講山里的一草一木飛鳥蟲魚時，是非常生動的。他們特別喜歡講死人，他們對死亡的淡泊和平靜的態(tài)度，讓你震動。他的世界，與我們的不同，但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他們從未覺得不認識自來水很丟人，因為對山里的一切，我們也有著同樣的無知。

另一年冬天，我們到湖南非常偏僻的村子采訪女書的傳人。我們貿然闖入，見兩個老太太，用被子蓋腿坐在床上，正慢慢說話。翻譯說老人讓我們出去等待。半個小時后，兩個老太太重新出來，穿得漂漂亮亮，容光煥發(fā)，有種綻放的感覺，她們唱說著女書，有著發(fā)自內心的純粹狀態(tài)。

走多見多之后，你會覺得，很多宏觀大事比方全球化之類，并不是我所要關心的。我要做的是關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關注他們的愛恨情愁，生離死別，關注他們存在于這個社會的方式，以及他們感受這個世界的方式。他們拉著你的手跟你敘敘叨叨時，讓我覺得我理解的文學我熱愛的小說，是能夠照顧到人心的，它是一種有情懷的東西。現實主義小說最本質的就是這點：它和弱者心息相通。

很多的事物需要有輸贏，而文學卻不需要。文學經常是與落伍者、孤單者、寂寞者相濡以沫，它更寬闊地表達著一種人情和關懷。它會護著那些被歷史遺棄的人事，被前進的社會冷落的生命。陪伴他們，溫暖他們，鼓勵他們。更或許，文學自己會呈現與他們同命相憐的氣息，也需要對方的陪伴、溫暖和鼓勵，需要他們與自己一起往前走。這世上的強者多是不介意文學的，對于他們，文學只是點綴。而弱者卻經常拿文學當作生命中的一盞燈。因為那個時候，只有小說可以告訴他，這世上你不是一個人孤單寂寞中承受焦慮痛苦，很多人也是如此。人活著有很多方式。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沒有關系。

文學千年來富有魅力，正是源于文學作品無數的個人表達。世界如此之大，而我們個人的觸點如此之小。文學讓我們超越自己的視野，超越自身的常識，而認識更為闊大的世界。我們每個人在閱讀時，都會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找到同伴，找到參照，也找到力量。

個人的聲音只是代表自己。但很多不同個人的聲音匯總，就是這個時代的聲音。這就是我理解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個人表達。

【方方，本名汪芳，女，漢族，祖籍江西省彭澤縣，1955年5月生于江蘇南京，成長于湖北武漢。1974年高中畢業(yè)后在武漢當過裝卸工，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分配至湖北電視臺工作�，F任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省文學創(chuàng)作系列高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協(xié)全委會委員，一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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