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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論·研究] 汪曾祺:文學,應(yīng)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

2 已有 1773 次閱讀   2018-05-24 07:43
觀點 | 汪曾祺:文學,應(yīng)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

© Meghan Boody

中國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是我的國家。正如沈先生所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yīng)喪失信心。

我沒有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我并不反對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但是我覺得我們這樣的社會,不具備產(chǎn)生這樣多的感的條件。如果為了贏得讀者,故意去表現(xiàn)本來沒有,或者有也不多的荒謬感、失落感和孤獨感,我以為不僅是不負責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學,應(yīng)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汪曾祺)

認識到的和沒有認識的自己

汪曾祺

作家需要評論家。作家需要認識自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是一個作家對自己為什么寫,寫了什么,怎么寫的,往往不是那么自覺的。經(jīng)過評論家的點破,才會更清楚。作家認識自己,有幾宗好處。一是可以增加自信,我還是寫了一點東西的。二是可以比較清醒,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可以心平氣和,安分守己,不去和人搶行情,爭座位。更重要的,認識自己是為了超越自己,開拓自己,突破自己。我應(yīng)該還能搞出一點新東西,不能就是這樣,磨道里的驢,老圍著一個圈子轉(zhuǎn)。認識自己,是為了尋找還沒有認識的自己。

我大概算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作家。現(xiàn)實主義,本來是簡單明了的,就是真實地寫自己所看到的生活。后來不知道怎么搞得復雜起來了。大概是蘇聯(lián)提出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而將以前的現(xiàn)實主義的前面加了一個“批判的”!芭械默F(xiàn)實主義”總是不那樣好就是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呢?越說越糊涂。本來“社會主義”是一個政治的概念,“現(xiàn)實主義”是文學的概念,怎么能攪在一起呢?

什么樣的作品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呢?標準的作品大概是《金星英雄》。中國也曾經(jīng)提過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后來又修改成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叫做“兩結(jié)合”。怎么結(jié)合?我在當了右派分子下放勞動期間,忽然悟通了。有一位老作家說了一句話:有沒有浪漫主義是個立場問題。我琢磨了一下,是這么一個理兒。你不能寫你看到的那樣的生活,不能照那樣寫,你得“浪漫主義”起來,就是寫得比實際生活更美一些,更理想一些。我是真誠地相信這條真理的,而且很高興地認為這是我下鄉(xiāng)勞動、思想改造的收獲。我在結(jié)束勞動后所寫的幾篇小說:《羊舍一夕》、《看水》、《王全》,以及后來寫的《寂寞和溫暖》,都有這種“浪漫主義”的痕跡。

什么是“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咋“結(jié)合”?典型的作品,就是“樣板戲”。理論則是“主題先行”、“三突出”。從“兩結(jié)合”到“主題先行”、“三突出”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爸黝}先行”、“三突出”不是有樣板戲之后才有的!笆吣辍钡牟簧僮髌肪陀羞@個東西,而其濫觴實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我是在樣板團工作過的,比較知道一點什么叫“兩結(jié)合”,什么是某些人所說的“浪漫主義”,那就是不說真話,專說假話,甚至無中生有,胡編亂造。我們曾按江青的要求寫一個內(nèi)蒙草原的戲,四下內(nèi)蒙,作了調(diào)查訪問,結(jié)果是“老虎聞鼻煙,沒有那八宗事”。我們回來向于會泳作了匯報,說沒有那樣的生活,于會泳答復說:“沒有那樣的生活更好,你們可以海闊天空!

物極必反。我干了十年樣板戲,實在干不下去了。不是有了什么覺悟,而是無米之炊,巧婦難為。沒有生活,寫不出來,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樣板戲?qū)嵲谑前阎袊膶W帶上了一條絕徑。從某一方面說,這也是好事。十年浩劫,使很多人對一系列問題不得不進行比較徹底的反思,包括四十多年來文學的得失!八娜藥汀钡古_后,我真是松了一口氣。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寫作了。我可以不說假話,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寫!懂惐贰ⅰ妒芙洹、《大淖記事》等幾篇東西就是在擺脫長期的捆綁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從這幾篇小說里可以感覺出我的鳶飛魚躍似的快樂。

我寫的小說的人和事大都是有一點影子的。有的小說,熟人看了,知道這寫的是誰。當然不會一點不走樣,總得有些想象和虛構(gòu)。沒有想象和虛構(gòu),不成其為文學。紀曉嵐是反對小說中加入想象和虛構(gòu)的。他以為小說里所寫的必須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guān)目,隨意裝點。

他很不贊成蒲松齡,他說:

今燕昵之詞,狎之態(tài),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

蒲松齡的確喜歡寫狎之態(tài),而且寫得很細微曲折,寫多了,令人生厭。但是把這些燕昵之詞、狎之態(tài)都去了,《聊齋》就剩不下多少東西了。這位紀老先生真是一個迂夫子,那樣的忠于見聞,還有什么小說呢?因此他的《閱微草堂筆記》實在沒有多大看頭。不知道魯迅為什么對此書評價甚高,以為“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想象和虛構(gòu)的來源,還是生活。一是生活的積累,二是長時期的對生活的思考。接觸生活,具有偶然性。我寫作的題材幾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個作家發(fā)現(xiàn)生活里的某種現(xiàn)象,有所觸動,感到其中的某種意義,便會儲存在記憶里,可以作為想象的種子。我很同意一位法國心理學家的話:所謂想象,其實不過是記憶的重現(xiàn)與復合。完全沒有見過的東西,是無從憑空想象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對生活的思索,長期的,斷斷續(xù)續(xù)的思索。井淘三遍吃好水。生活的意義不是一次淘得清的。我有些作品在記憶里存放三四十年。好幾篇作品都是一再重寫過的!肚笥辍返暮⒆邮俏以诶ッ鹘诸^親見的,當時就很感動。他們敲著小鑼小鼓所唱的求雨歌:

小小兒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烏風暴雨一起來。

這不是任何一個作家所能編造得出來的。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很短的東西,一篇散文詩,記錄了我的感受。前幾年我把它改寫成一篇小說,加了一個人物,望兒。這樣就更具體地表現(xiàn)了中國農(nóng)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稼穡的艱難,他們用小小的心參與了農(nóng)田作務(wù),休戚相關(guān)。中國的農(nóng)民從小就是農(nóng)民,小農(nóng)民!堵殬I(yè)》原來只寫了一個賣椒鹽餅子西洋糕的,這個孩子我是非常熟悉的。我改寫了幾次,始終不滿意。到第四次,我才想起先寫了文林街上六七種叫賣聲音,把“椒鹽餅子西洋糕”放在這樣背景前面,這樣就更蒼涼地使人感到人世多苦辛,而對這個孩子過早的失去自由,被職業(yè)所固定,感到更大的不平。思索,不是抽象的思索,而是帶著對生活的全部感悟,對生活的一角隅、一片段反復審視,從而發(fā)現(xiàn)更深邃,更廣闊的意義。思索,始終離不開生活。

我是一個極其平常的人。我沒有什么深奧獨特的思想。年輕時讀書很雜。大學時讀過尼采、叔本華。我比較喜歡叔本華。后來讀過一點薩特,趕時髦而已。我讀過一點子部書,有一陣對莊子很迷。但是我感興趣的是其文章,不是他的思想。我讀書總是這樣,隨意瀏覽,對于文章,較易吸收;對于內(nèi)容,不大理會。我大概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大。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總會接受一點儒家的影響。我覺得孔子是個很有人情的人,從《論語》里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孔子編選了一部《詩經(jīng)》(刪詩),究竟是為了什么?我不認為“國風”和治國平天下有什么關(guān)系。編選了這樣一部民歌總集,為后代留下這樣多的優(yōu)美的抒情詩,是非常值得感謝的!皣L”到現(xiàn)在依然存在很大的影響,包括它的真純的感情和回環(huán)往復,一唱三嘆的形式!对娊(jīng)》對許多中國人的性格,產(chǎn)生很廣泛的、潛在的作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蔽揖褪窃谶@樣的詩教里長大的。我很奇怪,為什么論孔子的學者從來不把孔子和《詩經(jīng)》聯(lián)系起來。

我的小說寫的都是普通人,平常事。因為我對這些人事熟悉。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我對筆下的人物是充滿同情的。我的小說有一些是寫市民層的,我從小生活在一條街道上,接觸的便是這些小人物。但是我并不鄙薄他們,我從他們身上發(fā)現(xiàn)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于是我寫了淡泊一生的釣魚的醫(yī)生,“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歲寒三友。我寫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連這些可笑處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對他們的嘲笑不能過于尖刻。我的小說大都帶有一點抒情色彩,因此,我曾自稱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稱我的現(xiàn)實主義為抒情現(xiàn)實主義。我的小說有一些優(yōu)美的東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溫暖,但是我的小說沒有什么深刻的東西。

現(xiàn)實主義在歷史上是和浪漫主義相對峙而言的,F(xiàn)代的現(xiàn)實主義的對立面是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所謂現(xiàn)代主義,沒有自己的東西,只是摹仿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這沒有什么不好。

我年輕時受過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也可以說是摹仿。后來不再摹仿了,因為摹仿不了。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使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完全一樣。我在美國幾個博物館看了非洲雕塑,驚奇得不得了。都很怪,可是沒有一座不精美。我這才明白為什么有人說法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受了非洲藝術(shù)很大的影響。我又發(fā)現(xiàn)非洲人搞的那些奇怪的雕塑,在他們看來一點也不奇怪。他們以為雕塑本來就應(yīng)該是這樣,只能是這樣,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就是這樣。他們并沒有先有一個對事物的理智的、現(xiàn)實的認識,然后再去“變形”、扭曲、夸大、壓扁、拉長……

他們從對事物的認識到對事物的表現(xiàn)是一次完成的。他們表現(xiàn)的,就是他們所認識的。因此,我覺得法國的一些摹仿非洲的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也是“假”的。法國人不是非洲人。我在幾個博物館看了一些西洋名畫的原作,也看了芝加哥、波士頓藝術(shù)館一些中國名畫,比如相傳宋徽宗摹張萱的搗練圖。我深深感到東方的——主要是中國的文化和西方文化絕對不是一回事。

中國畫和西洋畫的審美意識完全不同。中國人插花有許多講究,瓶與花要配稱,橫斜欹側(cè),得花之態(tài)。有時只有一截干枝,開一朵鐵骨紅梅。這種趣味,西方人完全不懂。他們只是用一個玻璃瓶,亂哄哄地插了一大把顏色鮮麗的花。中國畫里的折枝花卉,西方是沒有的。更不用說墨繪的蘭竹。畢加索認為中國的書法是偉大的藝術(shù),但是要叫他分別一下王羲之和王獻之,他一定說不出所以然。中國文學要全盤西化,搞出“真”現(xiàn)代派,是不可能的。因為你是中國人,你生活在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里,而這種傳統(tǒng)是那樣的悠久,那樣的無往而不在。你要擺脫它,是辦不到的。而且,為什么要擺脫呢?

最最無法擺脫的是語言。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東西是語言。漢字和漢語不是一回事。中國的識字的人,與其說是用漢語思維,不如說用漢字思維。漢字是象形字。形聲字的形還是起很大作用。從木的和從水的字會產(chǎn)生不同的圖像。漢字又有平上去入,這是西方文字所沒有的。中國作家便是用這種古怪的文字寫作的,中國作家對于文字的感覺和西方作家很不相同。中國文字有一些十分獨特的東西,比如對仗、聲調(diào)。對仗,是隨時會遇到的。有人說某人用這個字,不用另一個意義相同的字,是“為聲俊耳”。聲“俊”不“俊”,外國人很難體會,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是不能不注意的。

上來就說:“首先我要問你一個你自己很難回答的問題:你認為你在中國文學里的位置是什么?”我想了一想,說:“我大概是一個文體家。”“文體家”原本不是一個褒詞。偉大的作家都不是文體家。這個概念近些年有些變化,F(xiàn)代小說多半很注重文體。過去把文體和內(nèi)容是分開的,現(xiàn)在很多人認為是一回事。我是較早地意識到二者的一致性的。文體的基礎(chǔ)是語言。一個作家應(yīng)該對語言充滿興趣,對語言很敏感,喜歡聽人說話。

蘇州有個老道士,在人家做道場,斜眼看見桌子下面有一雙釘靴,他不動聲色,在誦念的經(jīng)文中加了幾句,念給小道士聽:

臺子底下,

有雙釘靴。

拿俚轉(zhuǎn)去,

落雨著著,

也是好格。

這種有板有眼,整整齊齊的語言,聽起來非常好笑。如果用平常的散文說出來,就毫無意思。我們應(yīng)該留意:一句話這樣說就很有意思,那樣說就沒有意思。其次要讀一點古文!笆熳x唐詩三百首”,還是學詩的好辦法。我們作文(寫小說式散文)的時候,在寫法上常常會受古人的某一篇或某幾篇的影響,自覺或不自覺。老舍的《火車》寫火車著火后的火勢,寫得那樣鋪張,沒有若干篇古文爛熟胸中,是辦不到的。我寫了一篇散文《天山行色》,開頭第一句:

所謂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

我自己知道,這樣的突兀的句法是從龔定庵的《說居庸關(guān)》那里來的!墩f居庸關(guān)》的第一句是:

居庸關(guān)者,古之談守者之言也。

這樣的開頭,就決定這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散文,處處有點龔定庵的影子,這篇散文可以說是龔定庵體。文體的形成和一個作家的文化修養(yǎng)是有關(guān)系的。文學和其他文化現(xiàn)象是相通的。作家應(yīng)該讀一點畫,懂得書法。中國的書法是純粹抽象的藝術(shù),但絕對是藝術(shù)。書法有各種書體,有很多家,這些又是非常具體的,可以感覺的。中國古代文人的字大都是寫得很好的。李白的字不一定可靠。杜牧的字寫得很好。蘇軾、秦觀、陸游、范成大的字都寫得很好。宋人文人里字寫得差一點的只有司馬光,不過他寫的方方正正的楷書也另有一種味道,不俗氣,F(xiàn)代作家不一定要能寫好毛筆字,但是要能欣賞書法。我雖不善書,“知書莫若我”,經(jīng)?纯磿ǎ绕涫切胁,對于行文的內(nèi)在氣韻,是很有好處的。我是主張“回到民族傳統(tǒng)”的,但是并不拒絕外來的影響。我多少讀了一點翻譯作品,不能不受影響,包括思維、語言、文體。我的這篇發(fā)言的題目,是用漢字寫的,但實在不大像一句中國話。我找不到更恰當?shù)恼Z言表達我要說的意思。

我是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有人問我究竟從沈先生那里繼承了什么。很難說是繼承,只能說我愿意向沈先生學習什么。沈先生逝世后,在他的告別讀者和親友的儀式上,有一位新華社記者問我對沈先生的看法。在那種場合下,不遑深思,我只說了兩點。一、沈先生是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二、他是我見到的真正淡泊的作家,這種淡泊不僅是一種“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種“人”的境界。沈先生是愛中國的,愛得很深。我也是愛我們這個國的。“兒不嫌母丑,狗不厭家貧!敝袊M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是我的國家。正如沈先生所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yīng)喪失信心。

我沒有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我并不反對荒謬感、失落感、孤獨感,但是我覺得我們這樣的社會,不具備產(chǎn)生這樣多的感的條件。如果為了贏得讀者,故意去表現(xiàn)本來沒有,或者有也不多的荒謬感、失落感和孤獨感,我以為不僅是不負責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學,應(yīng)該使人獲得生活的信心。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點生活,不;ㄕ,不欺騙讀者。至于文學上我從沈先生繼承了什么,還是讓評論家去論說吧。我自己不好說,也說不好。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六日

載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北京文學》

人間草木

作者: 汪曾祺

出版社: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1

頁數(shù): 277

本文轉(zhuǎn)自鳳凰網(wǎng)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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