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地點：北京桔子酒店。

　　受訪人：內森(日本記者)。

　　采訪人：吳樹 

　　蕓蕓眾生，多半都是以契合自己內心的方式在不可動搖的現實模式中去記憶歷史。

　　“在日本，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能記得住英國的第一任首相是誰，甚至就連在二戰(zhàn)中聲名顯赫、叱咤風云的戰(zhàn)神、英國第62任首相丘吉爾，也早已被天天更新的流行歌手不加掩飾的無技巧口水淹沒得無影無蹤。但是，若提起誕生于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任期內的蘇富比、還有稍微年輕一些的佳士得這兩家拍賣行，人們卻仿佛是一手抱著一個芳艷不老的魔鬼佳人，永遠能夠津津樂道。那是因為，它們在短短的兩三年之內，讓日本人爭先恐后地吞下了數百億美元的藝術炸彈，將日本當時的泡沫經濟推向了美麗的爆點——”

　　盡管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經過去10幾年了，內森同行跟我說這話時似乎仍舊余怒未消，特別是只要提起佳士得，他聲音就走調，幾個手指不由自主地顫抖著，像是有一種莫名的恐懼。聽松本大夫告訴我，內森的家族也是那場西方油畫風暴中的受害者，他父親因為無法償還金山一樣的債務而自殺，他們家族因此而蒙受了多年的羞辱。

　　“我小的時候，父親經營一家漁業(yè)公司，雖說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貴，卻也過得十分殷實，除開本業(yè)收入之外，在北海道還有幾處房產�！毕窈芏嗳毡就�行一樣，內森記者有著剛毅、務實的風格，講起話來一釘一鉚，全然沒有咱們中國同行慣用的“語言造勢”。

　　“1988年，當時日本的房屋價格一路瘋長，我父親變賣了幾處房產，用那些錢去炒股，接著又在股市上掙了一大筆錢。那個時候我還在念大學，印象中家里的錢突然一下子多得花不完，父親為我和兩個弟弟都買了轎車，又幫我們在東京重置了娶老婆用的洋樓。

　　“1989年年底，日經指數從6000多點扶搖直上，創(chuàng)下了38975點的歷史天價，上漲94%。狹小的日本國土似乎已經難以承受突然膨脹的資本積累，一些富得發(fā)狂的日本人開始把目光轉向藝術品投資。恰巧那時候歐洲開始面臨高度繁榮后的嚴重經濟下滑，原來一直以倫敦為藝術品交易中心的佳士得、蘇富比兩大拍賣巨頭，看到了日本新富們急切尋找投資入口的渴望和歐洲舊貴族們羞于啟齒的經濟窘境，他們一面勸誡那些節(jié)衣縮食維持社交場面的貴族們打開壁櫥，取出自家收藏的藝術品交由拍賣公司拍賣，體面地兌換現金，一面通過夸張的廣告、豪華的預展，向日本暴發(fā)戶們炫耀歐洲藝術家的絕世文化魅力和節(jié)節(jié)攀升的黃金含量。

　　“由此，腰纏萬貫的日本人被牢牢地綁上了歐洲拍賣帝國的戰(zhàn)車。那時候，日本各大銀行爭先恐后地降低門檻，為一些藝術品投資者大開貸款之門。報紙、電視天天都在大講藝術品投資的巨額利潤回報，一幅畫一年之內價格翻上幾十倍的神話像瘟疫一樣迅速進入了每一個日本家庭。梵高、畢加索、雷納阿、塞尚、基弗……這些早年大部分日本人沒聽都沒聽過的名字，一夜之間仿佛成了公眾的財神，連三歲孩子都知道。我所在的大學里，就有一些油畫愛好者，臨摹那些人的畫拿到附近中小學去賣，騙那些小弟弟、小妹妹的錢。

　　“我做過調查，從1987年到1990年間，日本人一共從西方進口了138億美元的藝術品，一舉占領了30%的世界藝術品市場。我父親就是那個時候陷入了‘油畫投資門’，3年時間，他除去投入自己的所有可動資金外，還總共向銀行貸款了300億日元，全部用于去倫敦佳士得購買西方現代派油畫。

　　“有人說佳士得、蘇富比在拍賣藝術品的同時，也把自己打造成了行為藝術家，這話一點都不算夸張，1987年3月30日，就是佳士得行為藝術的一次絕妙表演。那一天，是印象派大師梵高誕辰134周年紀念日，倫敦佳士得拍賣行在這個充滿了悲情和激情的時刻，不失時機地將這位荷蘭繪畫大師的油畫代表作《向日葵》推上拍場。其實，這一次拍賣的一幅《向日葵》只是梵高多幅同題材作品中的一幅，原為英國著名私人收藏家、采礦工程師出身的礦業(yè)家貝迪爵士和夫人伊迪絲所有，據說，他們是一九三四年在巴黎‘以幾張歌劇票的價格’買進這幅畫的，他們去世后，由貝迪爵士的遺囑執(zhí)行人交給佳士得拍賣行拍賣�！�

　　內森記者告訴我，親身參加過那一次倫敦拍賣會的父親曾經激動地向家人描述：“那是一次魔鬼旋風式的交易，近60億日元的買賣，前后僅僅用了才4分鐘時間！”關于現場的詳情，內森同行過后給我寄來了一份摘自當年《泰晤士報》的新聞報道：

　　……拍賣詞非常優(yōu)美：“1888年2月，35歲的梵高從巴黎來到法國南部小城阿爾，尋找他的陽光和麥田，在那里，他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抽象物，那就是一團團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他用旋轉的畫筆，渲染了一株株奔放著原始沖動和熱情的生命體，飽滿而純凈的黃色調，不僅散發(fā)著秋天的成熟，而且更狂放地表現出畫家對生活的熱烈渴望與頑強追求。那一塊塊熾熱的黃色，不僅融集著自然的光彩，而且宣泄著畫家對生命的盡情體驗與永久激動……”

　　記者相信，在場的日本人一定從內心發(fā)出輕蔑的笑聲，因為在他們眼里，英國拍賣師抒情而又略帶磁性的嗓音并不是在念拍賣詞，而是在為《向日葵》的原擁有者、乃至整個大英帝國致悼詞。

　　“起拍價500萬英鎊！500萬、”拍賣師話音未落，馬上有人應價：“600萬！”

　　接下來是一輪以100萬英鎊為加價起點的競爭，其瘋狂的程度，就算是《百萬英鎊》里面那個該死的美國乞丐和兩個打賭的英國大佬活過來，也會為之目瞪口呆。

　　“700、800、900、1000萬！”拍賣師的臉上浮現出釋然的神態(tài)——1000萬英鎊，這是拍賣行事先為這幅作品估計的成交價。此時，一部分買主先后退出競價，只剩下兩位沒露面的買主仍在通過電話報價繼續(xù)競爭。立刻，媒體記者朝會場左翼的電話席靠攏，所有閃光燈、攝像機的鏡頭一齊對準了兩位經紀人。

　　與拍賣師越來越自信的神情相比，佳士得掌門人的表情卻要復雜得多，因為他知道，剩下兩位電話競爭者都是日本人。而在此前，為了平息部分英國人對這幅驚世之作有可能被外國人買走而表現出來的憤怒，英國政府曾援引“超過13400美元的藝術品必須取得出口許可和英國公民享有優(yōu)先購買權”的法令，想讓英國買主占點便宜，沒想到事與愿違，幾位本土競買者沒過幾招就敗下陣來。

　　兩位日本買主還在激烈競爭，一口氣打到2000萬英鎊還不肯罷手：“2100、2200、2250……2250英鎊！”拍賣師連問三遍，終于舉起手里的櫻桃小槌敲下，自始至終，這件拍品巨額成交，總共只用了短短的4分鐘。盡管這一交易結果創(chuàng)造了西方現代派油畫的價格新高，但是，記者在現場并沒有感受到平常那種興奮。許多人很快就打聽到買主不是英國人。于是，大家面面相覷，沉默地離開了會場……

　　“幾天后，在英國文化界人士的捶胸頓足聲中，梵高種下的那株舉世無雙的《向日葵》，在警察的重兵保護下告別了倫敦。當天，英國和日本的各種媒體陷入冰火兩重天。前者充斥著紳士們無力回天的哀嘆和反思，后者則按耐不住勝利者的喜悅，詳盡回放著本國富豪在異國領土上恣意揮霍財富、征服歐洲對手的真實場景，盡情釋放出小國大民久壓在心的霸主胸懷�！�

　　內森同行是一位非常理性的記者，像許許多多日本知識分子一樣，富于強烈的民族反省精神，他用一句“小國大民”，極為恰當地描述出日本國民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態(tài)。

　　“勝利者很快在媒體上曝光了，得到梵高油畫《向日葵》的是日本安田水上火災保險公司，他們大張旗鼓地為勝利品舉辦展示大會，隨后又將《向日葵》放置在公司營業(yè)大廳的中央，無聲地炫耀著主人雄厚的經濟實力，吸引了眾多日本人的關注，公司老板一夜之間成為國人心目中有能力打敗歐洲勁敵的民族英雄，公司的業(yè)務也得到大規(guī)模的擴展，僅直接收益就超過2萬億日元。

　　“永遠不滿足昨天獲得的財富，是拍賣帝國的永恒座右銘。佳士得首戰(zhàn)告捷后，蘇富比當然不甘寂寞，接下去三年，這兩家世界拍行中的超級巨無霸開足了馬力，繼續(xù)將航空母艦駛入富得冒油的日本海。

　　“1988年，日本零售業(yè)巨頭三越百貨公司以47.7億日元購得畢加索的名作《雜技演員與年輕丑角》；西武百貨公司以13億日元購得莫奈的名作《睡蓮》；1989年，奧特波利斯公司以1570萬美元在蘇富比拍得畢加索的油畫《皮耶瑞特的婚禮》；1990年，日本紙業(yè)大王齋藤分別以8250萬美元和7810萬美元購得梵高的《加歇醫(yī)生》和雷諾阿的《紅磨坊街舞會》，接二連三地打破了西方油畫交易史上的最高價格記錄……盡管這些瘋狂到近乎抽搐的舉動曾受到英、日兩國政府的勸阻——英國政府極力呼吁畫商們要惜售珍貴的藝術資產，一部分群眾甚至在蘇富比和佳士得公司門前聚會表示抗議；日本外務省則公開責罵安田公司的張揚‘有損日本國形象’。

　　“英、日兩國政府基于不同角度的干預并未能對當事者起到任何阻止作用，一場接一場的火爆拍賣會，一次高一次的天價藝術品成交的槌聲，仍舊不絕于耳地鼓舞著日本暴發(fā)戶們的投資熱情，他們當中不少人在花光了自己的全部資金后，又在日本銀行家的鼓動下大量貸款，繼續(xù)毫無節(jié)制地去倫敦搶購油畫。據當時的有關資料記載：到了20世紀晚期，不到十年光景，日本人從西方進口藝術品總投資高達200億美元，蘇富比、佳士得兩大拍賣公司的油畫拍品，40%都落入日本買家之手。

　　“那一場搶購西方油畫風暴的最大受益者是佳士得和蘇富比，日本人只不過給他們當了一回提款機！”內森同行憤憤地說。事實的確如此，被日本企業(yè)和商人競相將價格打上高端的藝術品拍賣，讓那兩個拍賣帝國迅速實現了資本擴張。1989年10月19日，蘇富比上市公司的股價創(chuàng)下了歷史新高。

　　就在日本商人“與狼共舞”漸入佳境的時候，有關蘇富比、佳士得的丑聞漸漸在業(yè)界傳開。1998年，英國8位藝術鑒定家集體認定被安田公司拍到手的《向日葵》不是梵高親筆所繪，是一幅贗品，三件真品仍保留在大英博物館等地。不僅如此，另有一位鑒賞家明確指出此幅贗品出自誰人之手。但是，被黃金眼罩蒙住了眼睛的日本富豪們對此毫不理會，繼續(xù)他們揮金如土的瘋狂交易。用內森記者的話來說：“那個年代，連上帝看了這群瘋子，也只有嘆氣的份兒！”

　　內森記者接著說：“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泡沫爆裂，國民經濟由零增長到出現負增長。許多公司、工廠幾乎是用頭一天購買西方油畫般的瘋狂，爭先恐后地破產、倒閉。為了抵債，富商巨賈們開始紛紛拋售剛買到手的天價藝術拍品，其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莫過于日本金融業(yè)巨子高橋治憲的遭遇，他斥資幾千萬美元購得德國現代藝術大師基弗的11幅作品，當作品送到日本的時候，他的公司卻已經倒閉。于是，這11件作品未及拆封，就隨即被銀行廉價收購。

　　“倒霉的人遠不止高橋君一人。在這場大甩賣中，齋藤拍回來的《加歇醫(yī)生的肖像》以7000萬美元賣出，賠了1250萬美元；《紅磨坊街的舞會》以3500萬美元賣出，賠了4310萬美元。有經濟學家為此算了一筆賬，不到一年時間，日本人的藝術品投資凈虧了60%以上。據日本畫商最樂觀的估計，日本各銀行當年以50億美元購入的畫作，現在最多能賣出14億美元。業(yè)內人都知道，泡沫經濟時期，日本人收藏的世界名畫，其中大部分又重回西方收藏家手中，西方資本就像炒股票一樣將那些美麗的尤物炒了個來回，從中賺取大筆差價。獲得最大利益者當然還是那兩家拍賣行，在日本經濟泡沫期間，蘇富比光是股價就漲了近5倍！

　　“最可恨的是，日本人的遭遇最終成為西方人的笑料，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英國《每月電訊報》曾針對日本藝術品投資泡沫破滅刊發(fā)過一條評論，文章嘲諷道：‘日本人終于痛苦的看到，他們當年趾高氣揚用天價從西方買回去的世界名畫，大部分已經以遠低于原來的價格重新回到西方收藏家的手里’！”

　　關于父親的結局，內森同行憋了很長時間才把詳情告訴我。

　　“那場炒畫鬧劇結束后，父親已是資不抵債，他不得不把從佳士得拍回來的油畫以比買價低一半的價格抵給銀行，銀行再把那些畫出讓給佳士得、蘇富比拍賣行。盡管如此，父親的公司仍然債臺高筑，他最后不得已，只好宣布公司破產，只身跳進日本海。當時日本跟我父親有同樣遭遇的人很多，報紙上天天都能看到此類“自殺新聞”。企業(yè)倒閉、傾家蕩產的企業(yè)主更是不計其數……

　　內森記者最后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父親自殺前的那個夜晚，我出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他流了那么多眼淚。他喝得酩酊大醉后，痛不欲生地對我說：‘兒子，一輩子永遠都不要相信兩類人，一個是拍賣公司，另一個是銀行家。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同伙！他們是大魔頭、是吸血鬼……’”      　選自：吳樹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