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軍隊授銜，龔全珍所在的八一子弟學校有些人鬧意見，不少人覺得自己的級別低了，不上課。作為教導處副主任，龔全珍頭疼壞了。

周末，她和丈夫見了面也談及此事。實在是沒想到，丈夫竟然也緩緩地說道：“我對評級也有意見，已經(jīng)寫信到中央去了。”

龔全珍瞪大了雙眼，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說：“你也有意見？”

的確，在龔全珍的眼中，丈夫應該是屬于那種大公無私，不計較個人的得失的軍人，怎么到這個關鍵時候反而就掉了鏈子呢？

只見她丈夫接著說道：“我不光有意見，意見還蠻大的，評級是根據(jù)德、才、資三條評的，我想來想去，我怎么能評師級呢？”

這句話讓龔全珍更是一頭霧水，師級很高了好不好，你怎么還能會有意見呢？難道說，真的是有人心不足蛇吞象這一說嗎？

但她不太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fā)生在自己的丈夫身上，于是又試探地問道：“那你覺得，你應該是評那一級呢？”

卻聽丈夫緩緩講到：“你們學校有個老管理員吧，他資格可老著呢，平江農民暴動時候就跟著紅軍上了井岡山，他只評個連級，還有你們的總務主任，功勞大得很哩，長征時候，他背著金子銀元，扛著幾萬部隊的伙食走過來，白天行軍打仗，晚上抱著睡覺，一直就這樣走到延安，他才評營級�！�

頓了頓，丈夫平下自己激動的心情接著說道：“我覺得我營級就可以，頂多團級�！�

“可是，后勤部卻給我評了師級，你說我心里能過得去嗎？所以，我寫信就是想請求中央給我降級�！�

這下，龔全珍才算明白，原來丈夫和別的那些有意見的不同，丈夫是嫌自己的級別評高了。

龔全珍的丈夫，名叫甘祖昌，就是被寫進小學課本，后來又被拍成電視劇的將軍農民。

那么，無論是從對國家的貢獻來說，還是從他個人這種不計得失的品質上來講。一，當將軍的貢獻肯定比他單人做農民要大，二，他更不會因為什么不公而心生怨恨。

為什么，他會卸下將軍的重任，而是非要回家當個農民呢？

當時，上級首長收到甘祖昌要求降級的申請后，綜合他以往貢獻的考慮，不是沒有覺得評高了，反而是覺得評得有點低。

于是，在當年九月份授銜時候，中央總政特批他成為準軍級，也就是少將，當時一共批了四個，他就是其中之一。

當他首先完畢回到家后，總是不停的跟妻子嘮叨說：“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組織上給我的榮譽和地位太高了。”

也正因為這樣，他工作起來更是每日沒黑，常常是一忙起來就忘了吃飯，實在累得不行，才倒頭睡了一會。這造成，他的腦震蕩后遺癥頻頻發(fā)作。

腦震蕩是1952年時候烙下的，那年春天，時任新疆軍區(qū)后勤部部長的他到郊區(qū)檢查工作，在返回途中路過一座30余米長的木橋。

由于橋板被歹徒鋸斷，甘祖昌乘坐的車子翻到河里，導致他身負重傷，并且留下了嚴重的腦震蕩后遺癥。

工作強度的加大，讓他的身體根本就吃不消，有時候甚至會陷入長達一個小時的昏厥狀態(tài)。

因為這個情況，軍區(qū)領導先后派他去北京、上海、武漢等地去療養(yǎng)。但因為這樣耽誤了工作，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

還是那句話，他總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辜負了黨和組織給他的榮譽。

所以，他總是在療養(yǎng)過程中向上級匯報自己渴望回去工作的心情�？梢坏┗厝ィ�他就會馬上投入到那種忘我的工作中。

以至于，他的病情好好壞壞，好點時候就工作，復發(fā)之后再進醫(yī)院。到1957年，被病魔折騰的他體重不足一百斤，整日還愁眉不展。

有一天，他獨自一人散步，傍晚的余暉金黃色照著旁邊的河水，他想起了過往。

1927年對著黨旗宣誓入黨，目的不就是想要百姓們過上好日子嗎？

由此，他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路走過的戰(zhàn)友，劉春元，犧牲都已經(jīng)三十年了，生龍活虎的小伙仿佛還在他的眼前對他說：“等革命勝利了，我們一定要讓家鄉(xiāng)變個樣，山上長花果，山下變糧倉�！�

他想起，劉春元倒在血泊中時候的遺言，斷斷續(xù)續(xù)地告訴著他：“要革命到底��！”

他還想起，長征路上戰(zhàn)友之間的話語：“革命成功以后，回到家鄉(xiāng)，帶領鄉(xiāng)親們過上好日子�！�

他轉身大步離開河邊，回病房就匆忙拿出稿紙，打開臺燈，擰開鋼筆，沙沙的書寫聲音中，紙上躍然留下八個大字：“回鄉(xiāng)務農申請報告。”

具體內容是這樣寫的：

自從五一年（公歷五二年）車禍損傷大腦以來，我療養(yǎng)幾年，病情仍然不見好轉，就我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不適宜做領導工作了，我感到十分不安，所幸的是，我的手腳還是好的，因此，我清酒解甲歸田，回鄉(xiāng)務農，和鄉(xiāng)親們一起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盡點綿薄之力。

盼望黨組織接受我的請求，予以批準。

而這，已經(jīng)是甘祖昌第三次向軍區(qū)黨委遞交回鄉(xiāng)務農的報告。

一個革命多年的軍級干部，那是為黨和國家做出過多少貢獻才能到那個位置，他們都是國家的寶藏，黨和組織怎么可能輕易答應他回家務農呢？

于是，軍區(qū)跟他商量，可以給你在軍區(qū)農場搞點地，你想種果樹啥都隨意。

他固執(zhí)地回答說：“我要真槍實彈地干，做做樣子搞勞動，沒有意義。”

這樣，組織在他不停的要求下，再三考慮后才批準了他的決定。

他跟妻子龔全珍說道：“我們要回江西老家，報告已經(jīng)批準了，你這幾天先去辦好回江西的手續(xù)�！�

龔全珍不解，回家嗎，還要辦什么手續(xù)？

甘祖昌強調說：“不是探親，而是回去就不回來了。”

龔全珍呆住了，她根本就沒曾有過這樣的準備，自從參軍到新疆，她已經(jīng)是立下了扎根新疆的心愿，而現(xiàn)在，突然就要回老家江西了嗎？

那個時候的他，授銜時也是連級干部，從個人角度來說，放棄工作回農村，怎么也是件讓人無法理解的事情。

別說當時了，即便是現(xiàn)在的農村發(fā)展好了許多，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這樣呢？

要知道，兩口子那可是一個軍級，一個連級，就算留在部隊中因身體原因不能工作，那肯定也比回到農村好了許多。

當晚，龔全珍為丈夫的這個決定久久無法睡著，躺床上她擔心地說：“你的身體這么差，能當好農民嗎？還有農村的醫(yī)療條件，到時候缺醫(yī)少藥，萬一你再發(fā)作了有個三長兩短，我該怎么向組織交代？”

“身體差，更需要鍛煉，何況我命大，當年打仗南下北返都活著回來了，現(xiàn)在這和平年代還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呢？”

聽完丈夫的話，龔全珍輾轉反側睡不著，她擔心丈夫的身體經(jīng)不起農村高強度勞動的折騰。

見丈夫呼呼睡著之后，他輕輕起床坐到桌子前面，拉開抽屜哪里有丈夫的工作筆記。當她翻開看到，那里面夾了三張《回鄉(xiāng)務農申請報告》后。她決定了。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跟著他是將軍也好，還是農民也罷，就算是天涯海角，她決定也要跟丈夫走一遭。

第二天一早，龔全珍笑著對丈夫說：“你要去當赤腳農民，我就跟去當赤腳教師�！�

當時的交通并不像今天這么便利，甘祖昌一家人路上顛簸一個多月才回到老家。

一個開國少將，就這樣告別了自己的軍旅生涯，用另一個老農的身份，開啟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將軍當農民，甘祖昌是新中國第一人。

他回到家鄉(xiāng)29年的時間中，他收入70%花光，全部用在給老鄉(xiāng)們修電站、建學校、辦企業(yè)、購化肥，幫助貧困家庭上面。

29年間，甘祖昌和鄉(xiāng)親們一起，用辛勤的汗水修起了3座水庫、25公里長的渠道、4座水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梁。

而他的家人，卻沒沾上一點光。

有一次，他的三女兒甘公榮穿了一雙破洞的鞋子去學校，到校后被另外一個同學恥笑：“哎呀，人家都是你爸爸是當大官的，怎么這么寒酸？”

姑娘還小，回家后把鞋子丟在門旮旯里就對他說：“我的同學說，破了洞的鞋子他們都不穿，就我還穿，丟死人了�！�

甘祖昌聽完，默默找到姑娘丟的鞋子，老花鏡帶上一針一線補著破洞說道：“孩子，穿破鞋不丟人，貪圖享受才不好。如今革命勝利了，可任務還沒完成，你從小就該養(yǎng)成艱苦奮斗的好習慣啊�！�

還有一次，甘祖昌和老戰(zhàn)友們開會，有人開著玩笑對他講：“老甘，你一個將軍，穿打補丁的衣服不覺得寒磣？”

他笑著回答：“現(xiàn)在的老百姓還都很苦，等她們都富余了，我再穿打補丁的衣服才叫寒磣呢，我們共產黨人，要時刻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穿衣吃飯都不能超越他們，否則的話就和百姓疏遠了�！�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蓮花逝世，享年81歲。他留給子女們的遺產，只有一只鐵盒子，里面用紅布包裹著三枚軍功章。

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交待家人的話是："領了工資，先交黨費，留下生活費，其余的全部買農藥化肥支援農業(yè)。"

來源    張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