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

　　■好畫是能夠經(jīng)受歷史考驗的，能夠真正留存在藝術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畫并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畫家需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必須具有鮮明的風格；第二，必須具有一定的作畫難度；第三，必須要既可抒發(fā)主觀情懷，又不失基本的真實；第四，藝術作品必須具有特殊的情感

　　■“好畫”的風格在不斷豐富和變化，但品評標準在大的方面依舊沒有離開“謝赫六法”涵蓋的框架

　　■好的畫作應該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當時人的審美欣賞水平

　　■只有留下具有說服力作品的藝術家，或者符合時代發(fā)展規(guī)律的藝術家，才有可能成為歷史的選擇

　　什么是真正的好畫？以什么標準來判定？是依靠貼在畫上的價格標簽來估計，還是通過拍賣行里此起彼伏的競價聲來衡量，抑或是畫家的名氣和身份能夠代表一幅畫的價值？顯然，上述條件并不能完全與藝術價值畫上等號，也就是說，不能成為論斷“好畫”的絕對標準。不過，吊詭的是，現(xiàn)實中，諸如此類的附加因素正在成為 “好畫”的標準，“價格”、“身份”正在演變?yōu)椤皟r值”。

　　亂花漸欲迷人眼，正如理論家王志純在此前的訪問中所說，不能讓現(xiàn)象遮蔽了本質(zhì)。今天，在嘈雜的繁榮景象里聚集了太多的現(xiàn)象，多到難以捕捉實實在在的本質(zhì)問題，而一旦標準被模糊掉，人們也就無法辨析甚至遺忘了真正的藝術價值，于是，“好畫”的定義也必然被改寫。

　　本報推出 “重估中國當代繪畫”系列策劃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明確“好畫”的定義，并且，希望站在媒體的角度來呼吁重新強調(diào)藝術標準。對于普通的旁觀者來說，美術界層出不窮的斑斕熱點和不斷刷新的拍賣價格干擾了他們的視線，而那些真正具有價值的往往被隔離在華麗的表象之下。 “什么是好畫”、“什么樣的畫家有潛力”、“好畫的價值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這一系列的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并不容易說得清楚，不過，在當下這一時期，有必要來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闡釋“好畫”的定義，更有必要重提藝術標準。李愛國、齊鳴和付曉東三位學者，分別從繪畫的技法、藝術家的素質(zhì)以及批評家的關注點等幾個不同視角闡述了他們對“好畫”、“好畫家”的定義。

　　好畫是能夠經(jīng)受歷史考驗的……要具有極其鮮明的風格；具有一定的作畫難度；既可抒發(fā)主觀情懷，又不失基本的真實；有特殊的情感，表達的東西應該與以往已經(jīng)成名的任何藝術家都不同

　　北京大學教授、畫家李愛國認為，好畫是能夠經(jīng)受歷史考驗的，能夠真正留存在藝術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畫并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畫家需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

　　“今天走紅的藝術家，很難說將來如何，也許其中有的人走紅，有的今天不引起關注卻在將來走紅，依每位藝術家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定，我認為，藝術家和他的作品要留存下來，必須具備四個條件。 ”李愛國說，首先要具有極其鮮明的風格，“比如吳冠中先生，有的人可能覺得他有的畫作畫時間太快，不過，他的風格決定了他載入中國藝術史，至少是20世紀的中國藝術史。他創(chuàng)造了一種點線面相結(jié)合的、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畫風。一位畫家想在藝術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第一就要靠風格。風格就是人，就是用自己的聲音在繪畫的舞臺上說話，而不是學著別人的腔調(diào)，拿著別人的語言來闡釋自己的理解。因此，具有極其鮮明的風格是最核心的要素。 ”

　　“其次，必須具有一定的作畫難度。舉個例子，著名的‘杜尚的小便池’，它可以載入西方美術史，是因為杜尚是觀念藝術的第一位探索者，但是，第二個人再要重復就沒有任何價值了。比如我把一個席夢思床墊送到美術館去，美術館肯定不會收。而‘杜尚的小便池’，美術館不但收了，而且作為重要的展品。中國繪畫與西方繪畫，特別是與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非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們極為注重技巧的難度。遠的且不說，僅在20世紀，中國眾多大師級畫家，如徐悲鴻、齊白石、吳昌碩、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壽等人，每一位都有自己在作畫方面獨特的難度。比如潘天壽，他的幾筆看似簡單，后人卻很少有人能夠做到。他一筆畫出石頭輪廓的功力，令其他作畫者望而卻步，絕大多數(shù)人都知難而退，很難企及他的高度。 ”李愛國說，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大家，只要能夠列舉出來的，其技巧和作品無一不具有高難度。

　　“第三，能夠留存下來的畫作，必須要既可抒發(fā)主觀情懷，又不失基本的真實。 ”李愛國解釋說，這里所說的“真實”，指的是對物體把握的基本的真實。 “一、不管是變形也好，夸張也好，畫的是雞和兔子，就不能離開雞和兔子的基本面貌，不能說畫完以后別人根本看不出來是什么。二、畫家必須具備一定的塑造空間的造型能力。 ”

　　李愛國認為，上述三個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強調(diào)獨特的風格，而不具備難度和真實，那只要身上涂滿顏料，然后找塊布打個滾兒，畫出來的東西也可以說有很獨特的風格。但是，這種作品不具備難度，也談不上真實，所以，不能稱之為優(yōu)秀。 ”

　　“最后還有一點，所有的藝術作品都必須具有特殊的情感，抒發(fā)特殊的情懷，表達的東西應該與以往已經(jīng)成名的任何藝術家都不同。比如說八大山人，他的畫流露出欲哭無淚的感覺，滲透著凄涼的亡國之恨，與以往藝術家的情懷不同。還有徐悲鴻的奔馬，我們一看到就會想起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義勇軍形象，會感受到一種抗戰(zhàn)的情懷，八年抗戰(zhàn)成就了徐悲鴻的馬，它承載了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懷。 ”李愛國認為，一位畫家的作品要被歷史承認，要具有真正的藝術價值，就必須具備以上四個條件。

　　好的畫中起碼要看得出繪畫者是否有創(chuàng)造性，是否真誠……應該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當時人的審美欣賞水平……藝術家的“近視”反映出普遍價值觀在轉(zhuǎn)型，不少人做夢都是實際的，能靜觀現(xiàn)實和堅持理想的人漸漸變得稀有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畫家齊鳴認為，實際上， “好畫”的風格在不斷豐富和變化，但品評標準在大的方面依舊沒有離開 “謝赫六法”涵蓋的框架，“當然，面對具體作品的時候，不能空洞地往上套。我們看作品要看氣韻是否生動，第一眼的感受是正氣是邪氣，是發(fā)自肺腑還是裝腔作勢，然后再看筆法功力，有沒有用筆的古法古意�，F(xiàn)在很多人已經(jīng)不像古人那么講究了，不過，起碼要看得出繪畫者是否有感而發(fā)，是否有創(chuàng)造性，是否真誠。藝術的本質(zhì)就是真實，這個真實不是說要畫得像照片一樣就叫真實，而是說畫中所表達的精神狀態(tài)真實，有魂靈沒有。 ”

　　齊鳴所說的“謝赫六法”是中國古代美術品評作品的標準和重要美學原則，最早出現(xiàn)在南齊謝赫的著作《畫品》中。六法論提出了一個初步完備的繪畫理論體系框架——從表現(xiàn)對象的內(nèi)在精神表達畫家對客體的情感和評價，到用筆刻畫對象的外形、結(jié)構和色彩，以及構圖和摹寫作品等，創(chuàng)作和流傳各方面都被概括進去了。自六法論提出后，中國古代繪畫進入了理論自覺的時期。后代畫家始終把六法作為衡量繪畫成敗高下的標準。

　　當然，“謝赫六法”作為一個理論性原則并不能取代面對具體作品時的感受，因此，齊鳴也建議美術愛好者多學習一些常識，多去體驗和比較，掌握要領之后才能做出有審美意義的判斷和受到美的熏陶，“學會賞析繪畫首先需要有賞的心態(tài)，才能進入畫境，賞析需要一個積累的過程，中國畫很看重這一點，缺少專業(yè)常識的人不易看出一幅畫的好壞，它的價值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 ”

　　另一方面，齊鳴認為，好的畫作應該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當時人的審美欣賞水平。 “上世紀90年代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股‘黃賓虹’熱，黃賓虹的畫不那么大眾化，與齊白石的雅俗共賞不同。而他的作品之所以到了上世紀 90年代才被發(fā)掘出價值，恰恰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前瞻性，超越了與他同時代人的審美欣賞水平。 ”

　　齊鳴說，當下中國藝術家的“近視”反映出普遍價值觀在轉(zhuǎn)型，不少人做夢都是實際的，能靜觀現(xiàn)實和堅持理想的人漸漸變得稀有�！八�以，當代很難產(chǎn)生出真正的大師，其中人格、學養(yǎng)缺失是重要因素，過于實用的‘近視’也是一個因素，這種現(xiàn)狀很難使藝術精神升華到更高境界。以往不管是 ‘為人生而藝術’還是‘為藝術而藝術’的追求里還有一種精神的純潔的東西在，藝術中的文人品格、崇高、見真性情及自由清新、充滿情趣表達等諸方面氣息也顯得純正。而現(xiàn)在的人張嘴閉嘴都是‘有什么用呀’，藝術有什么用？真正的藝術就是沒什么用。搞藝術看起來很輕松，其實傾情投入和堅定信念都含在其中，還要承受住寂寞。作為藝術家，應該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對藝術有一個堅守的態(tài)度，不過要做到確實很難。 ”

　　藝術史是作出最后檢驗的唯一標準……藝術的語言、本質(zhì)、水平高低是最主要的……藝術家真正要比拼的是水平的高低……過了100年后，誰會記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真真正正留下具有藝術價值作品的藝術家，才可能被歷史記住

　　“藝術史是作出最后檢驗的唯一標準。 ”《美術文獻》雜志執(zhí)行主編、美術批評家付曉東提出，“為什么所有藝術家都非常重視藝術史，因為，藝術史就是藝術語言不斷創(chuàng)新的積累，進入藝術史的人應當是這個時代最突出的代表。每個時代都有在價格上特別高的畫家，但是，這類畫家的作品最后也仍有可能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而那些作為時代節(jié)點的藝術家，比如凡·高，即便當時不被承認，后世也會發(fā)掘出他們的價值。 ”

　　付曉東說，青年批評家群體可能比較精英趣味，更關心藝術前沿的問題，“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討論小圈子里最實驗的創(chuàng)作，國內(nèi)外最新出現(xiàn)的學術問題，可能在這一點上很少參與公眾討論。對于好的藝術作品來說，它的藝術本體語言、發(fā)生的話語背景，與整個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個體生命性和情感性的體驗等，都具有新的挑戰(zhàn)和開放性，是人類智性的活力所在。至于資本的炒作，畫家的背景，達官顯貴的追捧等，其實都是很短暫和人為化的效應，難以持久。當然藝術品生產(chǎn)的平臺與生態(tài)關系，也是復雜而飛速變化的，這也是我關心的話題。 ”

　　“我看待一位畫家的價值和水平，不是看他的市場價格，這個因素影響不了我作為一個觀察者的價值判斷。我不愿意做市場預測，但是藝術品的價值是客觀存在的。 100年以后，誰會記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留下具有說服力作品的藝術家，或者符合時代發(fā)展規(guī)律的藝術家，才有可能成為歷史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