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自《紅樓夢》面世以來，這一首封建末期由盛而衰的嘆歌就引來無數人的傾心與沉醉�！都t樓夢》以其巨大的文學價值，細膩的人生百態(tài)和浪漫奢靡的貴族遺像帶給世人太多的驚嘆。

時至今日，人們對《紅樓夢》的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不僅派系林立、分支繁多，其囊括的范圍也越來越廣，爭論也不曾休止。

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學者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的解讀和探索成為新紅學的開端。而當代被稱為“紅學泰斗”周汝昌，順接胡適的方法和思路，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紅學研究的第一批領頭人物。

紅學研究領域學者爭論的程度之激烈、內容之廣泛、想象之新奇，個中精彩，不僅不輸于甲骨學、敦煌學這并稱為“20世紀三大顯學”的學術研究，而且因為民間認知的廣泛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討論。

周汝昌

周汝昌作為考證派的主力人物，在上世紀轟轟烈烈的紅學研究中成為婦孺皆知的專家人物。但是也正是這份聲望，讓他的主張?zhí)�過高調，好似其平生研究與學問都與紅學牽連甚廣。

稍覽紅學領域的研究時文可以看見，紅學界對周汝昌的評價可謂是兩極分化甚重。

支持者認為他將《紅樓夢》其中細節(jié)與歷史原型一一對比糾正，稱他為“新中國紅學研究第一人”、“考證先鋒”、“悟證先河”，像孟子崇拜孔子一樣：紅學無他，萬古長如夜。

周汝昌紀念館中的紀念銅像

在反對者眼里，周汝昌弄虛作假，偽造史料，篡改原意，扭曲事實，將《紅樓夢》的原文意義歪解，把這部如椽巨著當成自己名利雙收的工具，簡直是紅學的叛徒、學者的侮辱。

這種毀譽參半的評價在我們大多數人眼中是奇怪且陌生的，大多數人對《紅樓夢》的看法是一部流傳千古的文學巨作，對于周汝昌的評價和紅學內部尤其是考證派之間的對立難以理解，唯有深入或能了解一二。

縱觀周老一生，其對紅樓夢的鉆研與投入，可以說少有人比肩。

周汝昌生于1918年，幼年便天資顯現。他入燕京大學西語系時21歲，彼時恰是日軍侵華的戰(zhàn)亂歲月，周汝昌卻能夠潛心讀書，獲得當時錢鐘書、胡適等人的一眾贊賞。

燕京大學

幼年向學，《紅樓夢》如啟蒙讀物一般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踏入紅學研究領域還是因為一封偶然的來信。當時正在研究紅學的四哥周祜昌寫信，讓正在上學的周汝昌幫忙查證胡適發(fā)表的一篇新論。

論中說敦敏、敦誠為曹雪芹摯友，而周汝昌在敦敏詩集中發(fā)現了一首《詠芹詩》，他就此撰文并在《天津國民日報》發(fā)表，引來胡適的關注。也正是在與胡適的信件交流中，周汝昌對紅學的研究熱情愈發(fā)高漲。

1948年，周汝昌為新書《紅樓夢新證》的編寫特地去拜訪胡適，胡適非常大方地將《甲戌本石頭記》、《四松堂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戚序本借給他研究，這讓周汝昌受寵若驚。

胡適

1953年，《紅樓夢新證》一經出版，就在紅學界引起轟動。后來人們了解到關于曹雪芹生平事跡的絲絲縷縷，大都與這部書緊密相連。

在翻閱這些珍藏本以及與胡適的交流溝通中，周汝昌的紅學研究思路大受啟發(fā)，且對胡適的寬厚頗為感激：“胡先生能平等對他，還對他愛護有加，其人品和學問少有人比。”

也因為兩人這層關系，當胡適作品的文學性和研究的科學性受到質疑時，周汝昌及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也成為被質疑的對象。

李俊拜訪周汝昌

1974年，周汝昌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他又承擔起一項艱巨的任務——向中外大學和機構講解《紅樓夢》。他深厚的文學基礎和西語素養(yǎng)，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本名著在世界知名度，在當時的外交官員群體和海外大學中引起一陣熱潮。

周汝昌一生投身于考證鉆研里，對《紅樓夢》的研究和傳播做出毋庸置疑的貢獻。他對紅學熱愛至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借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

考證一派，講究史料，無論文字或是實跡都要有一個確鑿的出處。然而在周汝昌的紅學研究中最讓該流派其他紅學家詬病的，便是幾次研究史料的偽造，甚至因此在晚年被罵騙子。

周汝昌青年

1973年，一首《題琵琶行傳奇》的佚詩在學者們當中廣泛流傳開來，這讓大家欣喜若狂。詩句的后兩首明顯是曹雪芹的筆跡，如今全詩面世，當真讓學者如獲至寶，紛紛稱贊。

然而1979年周汝昌卻承認，這首詩的前六句為自己試補。這則聲明讓吳世昌、俞平伯在內的許多紅學專家目瞪口呆，毫無疑問，對真跡假辭無法分辨的事實讓他們的名聲有所損減。

而蔡義江、沈治鈞等人還指出，在周汝昌代表作《紅樓夢新證》中引用了一首清代詩人周氏的一首《八聲甘州?薊門登眺憑吊雪芹》，以論證曹雪芹的葬處。

周汝昌一家

而這首詩也曾經被蔡義江引用作為論據出現在他的文章里。

但這首詞的后兩句確是周汝昌自行添補完整的，并非作者原作，也正是這兩句將些許學者的研究目標趨近于接受周汝昌的結論。

學問研究不怕趨同，但是忌諱被誤導和牽引。蔡義江格外生氣，在《紅樓夢學刊》上撰文澄清。一些紅學家也以此刊為陣地對周汝昌進行批判。

在這兩起著名的偽造事件里，周汝昌并不清白。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學者對其著作中其他考證真實性的懷疑，千絲萬縷的追究、真真假假的關系、你來我往的駁斥，讓這個圈子內的風氣在學術道路上似有偏離。

《紅樓夢新證》

紅學流派甚多，除了考證派，還有索引派、評論派、創(chuàng)作派。評論派和創(chuàng)作品聚焦于欣賞作品本身，考證派旨在挖掘曹雪芹生平，索引派則愿意將書中故事作為歷史事實的隱喻加以解析。

《紅樓夢》凝結著作者的心血，或許還用生平際遇穿針引線，鋪墊于這個恢弘且悲涼的末世一隅。

藝術來源于生活，但是同時藝術也會高于生活。對藝術靈感源頭的過分細究，就好比指著斷臂維納斯研究其石料的組成成分一般，拉低了作為藝術本身的精神意義。

周汝昌與夫人毛淑仁

周汝昌與夫人毛淑仁

話雖如此，周汝昌作為自由天資出眾的人物，過人之處遠不止此。但是介于他在紅學領域的深入，人們往往會忽視他在其他領域的學術貢獻。

當年他還在燕京大學讀西語時，就以極高的天分翻譯了《文賦》。《文賦》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是極其晦澀難懂的駢體文，連翻譯成白話文都需要極大的精力，遑論英文。

他的這篇英譯論文獲得教授們的全票通過。后經推薦進入中文系研究院，將《二十四詩品》等文學經典陸續(xù)翻譯，輸出海外，又將雪萊的《西風頌》以《離騷》的韻腳詩體翻譯引進，成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人才。

周汝昌著《蘭亭秋夜錄》

除了在文學、詩詞領域大放異彩，周汝昌在書法研究中也頗有心得。他不僅出版《書法藝術問答》，將《蘭亭序》的構墨筆法、起承轉合進行深入研究，還獲得了包括啟功在內三位書法大家的贊賞。

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在書法界讓人耳目一新，在對歷代仿寫評判分析時有理有據，讓人佩服。

但是人們在圍繞一個人的盛名太久時，往往會被這種光芒暈眩而對事實的景象缺乏客觀評判。

周汝昌書法

雖然周老在書法理論中有所成就，但是他本身的書法作品并沒有一些人吹捧得那么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周汝昌的書法留存不多，因其晚年眼疾加劇，鮮少再拿筆。

實際上，他作為深受文學熏陶的文人學者，書法技藝自然不會生疏，但是論起爐火純青、自成一格還是稍有夸口的。

從他留存的若干幅作品中可以看出，雖然筆跡留有鋒芒，但是卻并不能適應大多數人對書法之美的認同。“一流的瘦金體”、“書法泰斗”、“一代大師”等美譽加之于上，反而更顯言過其實。

俞平伯

紅學名家之一的俞平伯曾經說：“這種人不要理他�！背�了早年因周汝昌續(xù)詩之事有了壞印象，那些外界自發(fā)給周汝昌戴上的虛浮的稱贊，也從側面敗壞了周老在學界的名望。

人們喜歡造神，除了提供一定的精神指引，還有不少潛藏在這種聲譽背后的小九九。無論是為了合群而趨炎附勢，還是為了借殼抒發(fā)自己的觀點，周汝昌在書法領域被稱贊得太過，在那群自嗨的人之外，總有無數冷眼旁觀。

周汝昌在2012年逝世，去世前一晚，還在勾畫構思著關于《紅樓夢》的一些文字�？芍^對《紅樓夢》摯愛之深，對紅學鞠躬盡瘁。

周汝昌著《詩詞賞會》

但是看盡周汝昌一生，他的成就不是單單幾部紅學研究可以概括的。周策縱先生曾說：“周汝昌治學以語言、詩詞理論及簽注、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注、賞析、理論皆所用心�！�

《唐詩宋詞鑒賞辭典》、《白居易詩選》、《詩詞賞會》等賞析著作可見其文學研究之功底，是市面上為數不多接受度、推薦度都比較高的詩詞賞析作品。

在《中國北京奧運賦》中，周汝昌遣詞造句無不軒昂恢弘；在《校后再記賦詩》中，周汝昌將自己對作者和書的情感一展無疑；在校訂《三國演義》時也足見其方法論的成熟和精湛。

青年周汝昌

而在其添補曹雪芹和周氏的兩首詩詞中，讓當今諸多學者難辨真假，也能顯示其功力深厚。

周汝昌在紅學和書法領域幾經褒貶，但在詩詞文賦高壇上卻無爭議，只是人們在這些方面的關注與前兩者相比顯然冷淡不少。

周汝昌將紅學作為自己一生至高追求，兀兀窮年，不假休憩，希望將《紅樓夢》背后的真實人生與書中人物的細節(jié)關聯加以挖掘考證，公布于世。

他自己曾說：“從1947年起，與家兄祜昌立下誓愿，一為努力恢復雪芹真本，二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間流行的偽本與學界不甚精確的考證結論�！�

周祜昌與周汝昌

但從其文學本身價值來說，對一幅經過虛詞構建而撐起的貴族畫像，哪怕其中人物與故事有濃厚的現實根骨，可其中幾句話是真，幾抹色彩是真都無從追究。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更何況曹公已去數百年，文中細節(jié)就算得到解釋，又如何言之鑿鑿是作者原意。

就像2017年浙江省語文卷《一道美味》中，魚眼最后閃過的“詭異的光”，待作者本人看來也無從解釋，啼笑皆非。

五柳先生曾言讀書“不求甚解”，在過于細節(jié)方面的追究往往會陷入自縛的思想枷鎖，反而真正的“因小失大”。

周汝昌在87版《紅樓夢》拍攝時擔任指導，為薛寶釵扮演者張莉講述人物理解

譬如，在周老的《紅樓夢》里太愛湘云，并以大篇幅延伸其原型猜測以及與寶玉的久別重逢、相愛終老。可在周汝昌的著作評論下，不少讀者反映其“諧音”挖掘痕跡過重、“反切”太過、聯想夸張。

但不可否認，周汝昌極力反對將《紅樓夢》看做情情愛愛的悲歌，認為作者在這背后最想表達的是封建的沒落和時代的壓迫，這也對后人鑒賞產生極大的啟發(fā)。

而且論其初心，“恢復真本”、“考清生平”也是貫穿其一生不曾放棄。

周汝昌晚年的生活并不富貴悠閑，他固守一生的心愿讓他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學研究中，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逝世前，他叮囑女兒，喪儀一切從簡，不做鋪張。

晚年周汝昌，視力嚴重受損的情況下仍筆耕不輟

晚年的周汝昌視力與聽力皆受損嚴重，可即便如此，他仍戴著助聽器、在大裁面的紙上寫著棗子般大小的文字，最后筆不能書的時候，也堅持口述讓家人記錄，緩慢而堅定。

他對《紅樓夢》精神世界的挖掘不乏精彩，其中不少觀點讓大家廣泛認同。而這些認同之外的異議，或是周汝昌一家之言的過度猜測，間或不同流派之間的觀點爭論，是任何學術界都難免的。

他的盛名總是夾雜著幾分功利的干擾，毀譽參半的學術生涯充滿太多的雜音�？烧撈饘W問，周汝昌學術功力之深厚、學問精神之豐裕、研究態(tài)度之恭勉，皆可以說是學者楷模。

梁歸智著《紅樓風雨夢中人——紅學泰斗周汝昌傳》

任何一個領域的大家逝世，都是這層學問的極大可惜與抱憾。周汝昌先生的研究對文學界的貢獻不容辯駁，只是若干曲直在經歷事件洗滌后才更加明朗。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寬容其爭議而細讀其詩詞，審辯其觀點而明析其論證，在博覽百家爭鳴中找到自己的獨立判斷，方是自覺的讀書與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