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五德之“禮” |《中華傳統(tǒng)五德修身文化· 禮》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周禮的頂級權威，兩千多年前，孔子曾問道于老子，后來他將道的思想轉化為儒家的思想，通過開壇授課的方式廣泛地傳播。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在讀老子《德道經》第一章的時候，會很自然地聯想起儒家的五常。
顯而易見，儒學的五常思想就是源于老子《德道經》的五德思想。
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孔子在智識哲學文化的層面，將仁、義、禮、智、信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我們研究了老子對于禮的揭示，再來研究孔子對于禮的闡述，就可以明顯感覺到其中存在著一種連結的脈絡，相互印證地進行學習和解讀，會給人更加深刻的啟迪。
例如，《論語·為政》中說：“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币馑际牵螄堂�、做人立世，要教導和引導人修養(yǎng)德性，遵守禮性。
同時也說明德失則禮必喪，禮存德必尚存�！褒R之”，就是規(guī)范、統(tǒng)一、遵循之意。
在德與禮之間，不論是外顯的禮儀還是內在的禮德，禮都只是德的一個子系統(tǒng)，是五個分支系統(tǒng)的一支。
整體的、淳厚的德才是禮之母，是禮之本。德失了，禮必然喪失。
如果比較正確的禮還存在，那也就反映出內在的德性仍然存在。
德與禮之間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局部可以反映整體，整體可以影響、左右局部。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有禮德、禮儀文字記載的就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禮德的盛衰與中華歷史發(fā)展的盛衰變化同步地存在著。
禮興的時候民族就興旺，禮衰的時候民族就衰敗。
它就像晴雨表一樣，反映的是根與干的狀況，歷史上每當社會進入禮樂興盛的時期，就會出現國泰民安、民富國強的文明盛世。
當年孔子問禮于老子，正源自于老子對德性的闡釋，孔子所問也正是老子《德道經》所要回答的問題。
可以說老子當年回答孔子的內容，都包含在《德道經》的《論德》章當中。
但是，孔子花了一生的心血研究禮，想恢復到西周時代的禮序社會，達到以禮安邦定國的目的，卻屢次受到了老子的批評，這里面又是什么道理呢？
這其實就反映了孔子的禮治思想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是我們今天研究和實踐禮德時，同樣需要努力避免的。
如果把道、德比作一只手，手上分為五指，如果手的整體功能出現了障礙，單獨治療某一根手指，則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所以一定要抓住德的整體，才能夠把握住五德的齊備。這實際上也是分系統(tǒng)論與大系統(tǒng)論的差別。
老子居“道O”用“德一”，是在大系統(tǒng)論的層面，超然于物外，居于無色境而洞察陰陽，順應自然的規(guī)律而研究自然大道的變化，所以揭示出德性逐步下滑以后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孔子雖然受道于老子，但由于孔子始終沒有突破進入慧識悊學文化層面，也就只能是運用超常的智識，在德的“一德含五炁，一德含五�！睂用孢M行細化研究。
老子與孔子所站的層次不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全面。
老子站在道的境界當中來俯察整個宇宙自然，當然能夠把禮的作用看得很清楚；
而孔子當年治學是針對德所包含的子系統(tǒng)逐個地進行學習、實踐，所以才會不適時宜地想去推廣周禮。
春秋時期諸侯國紛爭不已，孔子周游列國推廣禮制，想把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這些好處介紹給各國的君王，卻沒有哪一個國君能夠聽得進去，因為當時社會離道失德已經到了文治武功的意識形態(tài)霸治階段。
先要通過文治武功把霸氣釋放出來，意識形態(tài)在動亂中無法接受智識形態(tài)的方法，而是要等待獲得霸治，并且穩(wěn)定以后才能考慮到運用這些學說和思想來進行治理。
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國的時候，在每一個國家都吃了閉門羹。
而自從漢代建立了穩(wěn)定的皇權統(tǒng)治以后，孔子的禮治思想就顯示出巨大的價值，“內用黃老，外用孔儒”成為兩千年皇權治理的經典模式，孔子論禮的那些經典語句通過國家教育制度的落實，塑造了兩千年來一代又一代儒生士人的精神和性格，同樣融入了中華民族的靈魂當中。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 請問其目�！釉唬骸嵌Y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論語·顏淵》
孔子教誨弟子顏回的這段話,會讓人自然地聯想起孔子當初向老子問禮的場景。
根據文獻記載的時間推算，孔子問禮時顏回還未出生，而今孔子向顏回傳道授業(yè)，一句“克已復禮為仁”、就道出孔子所持的仁義禮智信觀念,正是源于老子所傳授的系統(tǒng)觀。
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項行為準則，則表明孔子對于禮在常道中的貫徹落實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
仁德是五德當中與德最為接近的一個子系統(tǒng)，所以孔子將其定位為實施禮的目標所在。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人如果沒有仁德,即使行為舉止都符合禮儀和禮樂的要求，又有什么意義？也反映了同樣的思想。
《禮記·仲尼燕居》篇，詳細記錄了孔子給子張、子貢、子游三個弟子講解禮的過程，比較全面地表現了孔子對于禮的觀點。
如：“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恭敬卻不合乎禮的要求，叫做粗野；雖然外表恭順但不合平禮的要求，叫做花言巧語；雖然勇敢但不合乎禮的要求，叫做胡來。
“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只有禮啊！禮就是用來掌握火候使人符合中和之道的。
“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禮是什么呢？禮就是治理事物的辦法。
君子必定要有自已該做的事,那就必須要有治事的辦法。
治理國家而沒有禮，那就如同瞎子行路而沒有助手，茫然不知該往何處走；又好像整夜在暗室中尋找東西，沒有燈燭，能看得見什么？
如果沒有禮，那么就會手腳不知該往哪兒放，耳朵和眼睛不知該聽什么或者看什么，人際交往中是該進該退，還是該揖該讓，都會亂套。
“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各種制度是由禮來規(guī)定的，各種文化行為也是由禮來規(guī)定的，但是禮的施行，卻是要看人是如何持守的了。
《禮記·仲尼燕居》中還記載了孔子對于禮樂的觀點：“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jié)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jié)不作。不能《詩》，于禮繆；不能樂，于禮素；薄于德，于禮虛�！�
所謂禮，就是道理；所謂樂，就是節(jié)律。
君子沒掌握事理不會妄動，不符合節(jié)律的事情不會妄做。
如果不能賦《詩》言志，在禮節(jié)上就會出現謬誤；不能用樂來配合禮儀，禮就顯得單薄。如果道德淺薄，所行的也就是虛禮。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
說到就能做到，這就是禮；做起事來使人感到快樂，這就是樂。
君子只要力行于這兩者，那么就可以輔佐君主,使天下太平。
諸侯都來朝拜，萬物各得其所，百官無不恪盡職守。
所以，禮德興盛的時候，民眾也就會得到很好的治理；禮德廢弛的時候，民眾也就會生亂。
孔子還特別強調了國家的治理者好禮的重要示范作用，如《論語·憲問》：“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薄墩撜Z·子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從孔子對禮的一系列論述中可以看出，雖然孔子從老子那里學習了五德的系統(tǒng)觀，但是孔子在青年和中年時期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以禮和仁義為重點，在子系統(tǒng)上進行精益求精的鉆研，而未能真正領悟大系統(tǒng)的奧妙。
一方面，這也許是因為孔子先入為主地崇敬于周公的歷史功績，而激發(fā)了自身的政治志向，獲得強大動力支撐而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在青年和中年時期長期處于外求立業(yè)的奔波之中，雖然在求教之后對于老子發(fā)出了“其猶龍耶！老子真吾師也”的感嘆，但并未能夠理解老子金玉之言的真正高度。
另一方面，從孔子精于常道的思想和學說特點而言，在常道中體悟大道，常常都是需要在經歷過后才能突破現象而發(fā)現本質，孔子經歷了中年周游列國的顛沛之后，于晚年轉而好《易》，應當說就是這種規(guī)律的體現。
這也說明孔子晚年對于非常道的修身明德理論已經開始有所領悟。
倘若孔子能夠更早一些研究非常道的修身明德理論，可能留給后人的經典語句中，就有像楚簡《五行經》中一樣的論述了。
選自中華傳統(tǒng)五德修身文化系列書籍之《禮》，作者： 熊春錦， 2018年 ，第034--0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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