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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歌賦] 米沃什:我?guī)е鵁o比的崇敬接近愛因斯坦,所以我為他寫了一首詩

4 已有 355 次閱讀   2021-04-24 10:19
米沃什:我?guī)е鵁o比的崇敬接近愛因斯坦,所以我為他寫了一首詩 

因為與周圍環(huán)境失去和諧的聯(lián)系,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家的感覺,因此,一個僑民、難民或移民——不管如何稱呼他,假如他是一名藝術家,要他所置身的社會完全理解他,這是非常矛盾的。不僅如此,如果他要想表達現(xiàn)代人生存的處境,他必生活于某種流放狀態(tài)之中。

——切斯瓦夫·米沃什《論流亡》

雖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認為自己是一個波蘭詩人,因為他以母語波蘭語寫作,但他并非出生于波蘭,也有半個多世紀不在那里生活。盡管如此,這位感性的神秘主義者,他的詩卻被鐫刻在位于格但斯克的紀念碑上,同時還被印在紐約城市交通運輸系統(tǒng)的海報上。

一九一一年,他出生在立陶宛。他的祖父是一個農(nóng)民,有一點薄產(chǎn)。在米沃什的記憶里,那個時期立陶宛偏僻的農(nóng)村代表著“神話和詩歌的故鄉(xiāng)”。他的童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被打斷,其時他的父親亞歷山大,作為一名道路工程師被沙皇軍隊招募。米沃什和他的母親一起,陪著他的父親,在靠近俄羅斯的戰(zhàn)區(qū),從事危險的橋梁勘察工作。

一九一八年全家人回到立陶宛。有幾年,米沃什沉浸在青春期的孤獨之中,直到開始在維爾紐斯接受嚴格的正規(guī)教育,維爾紐斯當時是屬于波蘭的立陶宛的首府。他在二十歲出頭時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冰封時期的詩》。一九三六年出版第二本詩集《三個冬天》。米沃什在維爾紐斯大學獲得法學學位,然后依靠獎學金在巴黎度過了一年時間,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一個遠房堂兄、法國詩人奧斯卡·米沃什(Oscar Milosz),后者成為他的導師。

維爾紐斯建起的蘇維埃政權(quán)最終迫使米沃什逃離了他的青春之城。他逃到納粹占領的華沙,在那里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抵抗運動。在那個時期,米沃什反抗納粹的詩歌選集《不能征服的歌》在華沙的地下出版社出版;他還寫下了《世界(一首天真的詩)》和組詩《可憐人的聲音》。在華沙被納粹摧毀之后,米沃什在克拉科夫城外住了一段時間。國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選集《救援》。

戰(zhàn)爭的結(jié)束帶來了更多的混亂。米沃什在波蘭共產(chǎn)黨政府擔任文化專員,服務于駐紐約和華盛頓的波蘭大使館。一九五一年他與波蘭政府決裂,在法國尋求政治庇護,雖然這意味著必然切斷與波蘭讀者的聯(lián)系。在法國的十年,他與強烈支持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知識分子階層意見不合。這一時期他寫了兩部小說《奪權(quán)》和《伊薩谷》,以及他最著名的書《被禁錮的頭腦》,研究極權(quán)主義思想危險的吸引力,同時刻畫了一系列被極權(quán)主義思想誘惑的朋友的肖像。作為西蒙娜·薇依的倡導者,他將她的文章譯成了波蘭語。他還寫作了兩本詩集,以及一本精神自傳《故土:對自我限定的尋找》。因為作品在波蘭被禁,米沃什的詩由巴黎的文學機構(gòu)出版。

一九六一年,五十歲時,米沃什更進一步走向西方,開始了一個新的職業(yè),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為一名斯拉夫語言和文學的教授。雖然只是一個小院系不知名的一員,他最終卻因講授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課程而大受歡迎,而對于那些大學之外的讀者,米沃什是茲比格涅夫·赫伯特詩歌的譯者。直到一九七三年,米沃什的精選詩集才以英語出版。一九七八年出版《冬天的鐘聲》,此后被授予了諾貝爾文學獎。一九八一年,在離開三十年后,他首次回訪波蘭;一九九二年,即在離開五十二年后,第一次回到了家鄉(xiāng)立陶宛。

自從獲得諾貝爾獎,米沃什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和詩歌作品。他的詩和散文集,包括《舊金山海灣幻象》《從我的街道開始》《烏爾羅之地》,以及諾頓講座文集《詩的見證》。詩歌集在一九八八年出版,其中包括《不可企及的大地》的一部分。此后,最新作品集有:《省份》、一九八八年的日記《獵人的一年》(1994年出版)、詩集《面向河流》(預計1995年出版)。米沃什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住在伯克利,夏季有部分時間生活在克拉科夫。

這次采訪的主要部分是在米沃什家里進行的。他的家在伯克利山上,俯瞰著舊金山灣,他和妻子卡羅爾住在那里。他們有一只貓,名叫泰尼。本文另有一部分,是在位于紐約第九十二街的翁特貝格詩歌中心舉行青年友誼會時面對現(xiàn)場觀眾的錄音。第一部分,在伯克利的訪談,連續(xù)進行了四小時,直到詩人看了看手表,然后好心地瞧了瞧他疲憊的對話者,說:“六點了,是時間喝點伏特加了吧?”

——羅伯特·法根(Robert Faggen),一九九四年

米沃什詩集

作者: [波]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譯者: 林洪亮 / 楊德友 / 趙剛

出版時間: 2018-11

《巴黎評論》:在五十二年后,最近你首次回到了立陶宛。那里怎么樣?

切斯瓦夫·米沃什:這是一次動人的經(jīng)歷。我受到了非常真誠的接待,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兒子。我被授予考納斯大學的一個榮譽學位。然后參觀了我的鄉(xiāng)村,在那里我受到一個身著農(nóng)民服裝的邊境地區(qū)代表團的歡迎——這在該地區(qū)是一個相當大的事件。我成為那里的榮譽市民,在我受洗的木教堂,參加了彌撒儀式。但是,許多村莊消失了。我不得不想到,大量的居民被驅(qū)逐到了西伯利亞。有一些干凈的、紅磚墻的小城鎮(zhèn)。我訪問了我出生的地方,但是那里沒有房子,只剩一個公園光禿禿的殘余物,一條河也被污染了。

《巴黎評論》:當你在立陶宛時,是什么樣的文學,塑造了你的想象力?

米沃什:請想象一個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沒有電影的世界。我的童年就是歐洲一個偏僻地方。那時書籍的影響遠遠大于現(xiàn)在,我從祖父的圖書館獲益良多,那里主要是一些十九世紀的書。唯一的地圖冊是過時的,非洲中部有很大一個白點。時間的神秘不是由馬塞爾·普魯斯特向我透露的,而是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像費尼莫爾·庫珀這樣的作者,當時非常受歡迎,適合兒童閱讀的刪節(jié)本和有些混亂的版本。比如,史詩般的《獵鹿人》被壓縮成一卷。不過,它給我留下了巨大的印象,因為它是真正的故事,關于一個年輕獵人逐漸成熟,然后在他從東到西逐漸進行冒險的過程里,成為一個老人。他的悲劇在于,他是一個流放者,但是他無法逃離文明。我也閱讀那些在美國從未聽說過的作者,如托馬斯·梅恩·里德(Thomas Mayne Reid)。他是愛爾蘭人,作為一個獵人、教師,在美國度過一段時間,后來,他成為一個兒童書籍的作者,生活在倫敦。他的書充滿各種各樣的植物、動物、鳥類——每一種都有一個確定的拉丁文名字。這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當時我想成為一個鳥類學家。我知道所有那些鳥類的名字及其對應的拉丁文。我也讀過卡爾·梅(Karl May),他受到整個歐洲小男孩的喜歡,作品被譯成所有歐洲語言,但在美國不為人知。他是德國人,因為債務坐牢,在監(jiān)獄里寫作歷險小說。

后來,當我生活在維爾紐斯時,常?措娪。在這方面,我的教育就像現(xiàn)在美國的孩子一樣,旣悺け炭损、莉莉安·吉許、巴斯特·基頓、查理·卓別林以及后來的葛麗泰·嘉寶,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兒童讀物和開始更成熟的閱讀之間,很難畫一條界線。但是,因為我在偏僻鄉(xiāng)村度過的童年,因為這些十九世紀的書籍,我總是被有關自然的書籍迷住,特別是那些帶插圖和彩色木刻版畫的書——奧杜邦(Audubon)、亞歷山大·威爾遜(Alexander Wilson),等等。這些書定義了我對自然的態(tài)度。

《巴黎評論》:自然有什么迷住了你?

米沃什:我的大英雄是林奈(Linnaeus),我喜歡他發(fā)明的命名生物的系統(tǒng),他以那種方式抓住了自然的本質(zhì)。我對自然的驚奇,很大程度上就是迷戀它們的名稱和命名。但我同時也是一個獵手。我的父親也是。今天我深感羞愧殺死過一些鳥類和動物,F(xiàn)在我不會這樣做,但在當時我很喜歡。我甚至是一個動物標本的剝制者。在高中時,大約十三四歲,我發(fā)現(xiàn)了達爾文和他的自然選擇理論。我被迷住了,并在我們的自然科學俱樂部做過關于達爾文的演講。然而,與此同時,雖然我讀的是一所公立學校,神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方面我學習宗教、教會史、教義學和護教學;另一方面,我也學習科學知識,它在根本上是破壞宗教的。我最終背離了達爾文主義,因為它的殘酷性,雖然起初我擁抱了它。在我看來,“自然”是一幅更優(yōu)美的畫。

《巴黎評論》:在一個博物學家對自然的欣賞和一個詩人對自然的欣賞之間有聯(lián)系嗎?

米沃什:大衛(wèi)·瓦格納(David Wagoner)寫過一首詩,題為《一個美國鳥類學作者描寫一種現(xiàn)已滅絕的鳥》,它是關于亞歷山大·威爾遜的一首詩。威爾遜曾經(jīng)是美國主要的鳥類學家,他射擊、打傷了一只有象牙喙的啄木鳥,他不停地畫它,因為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全新的標本。這只鳥在他的房子里慢慢地死去了。威爾遜解釋說,他必須殺死這只鳥,這樣,它們就可以活在他的書里。這是一首非常戲劇性的詩。所以,自然科學的關系——我也懷疑藝術的本質(zhì),都是科學家頭腦和藝術家頭腦的一種結(jié)合,他們心中都有一種想要把握世界的熱情。我更關心,由于科學的影響而導致宗教想象力的侵蝕。它觸及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基本問題的根源——當代人在以宗教方式思考上的無能。我也一直受到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的影響,我和他保持通信多年。我們主要討論宗教和自然問題。我指責他過于樂觀,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國人對自然的態(tài)度。

《巴黎評論》:所以,你接受的天主教信仰,超過了科學的影響?

米沃什:噢,是的。但麻煩的是,寫作宗教詩歌在二十世紀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一個后宗教的世界里。我與當今教宗有過一次談話,他評說過我的部分作品,特別是對我的《詩的六次講座》。他說,你總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我說:“圣父,在二十世紀該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寫作宗教詩歌呢?”

《巴黎評論》:他怎么說?

米沃什:他笑了。

《巴黎評論》:在你的書《烏爾羅地》里,你向你的堂兄奧斯卡·米沃什提出了那些問題,并且說明了它們對于你的重要性。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你了的創(chuàng)作?

米沃什:就風格而言,我意識到他的影響是危險的。他的風格是后期象征主義,那時我覺得,那屬于不應該模仿的東西。但是他神秘作品的精髓,《使徒書信》和《大藝術》——即世界的創(chuàng)造是通過非物質(zhì)的光轉(zhuǎn)化成物質(zhì)的光——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直覺性的構(gòu)想,的確早于愛因斯坦,是一種相對論的宇宙學——那時還沒有空間、沒有物體、沒有時間,此三者在他關于運動的想象中結(jié)合在了一起。

烏爾羅地

作者: 米沃什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譯者: 韓新忠/閆文馳

出版時間: 2019-5

《巴黎評論》:你曾經(jīng)寫過一首獻給愛因斯坦的詩。

米沃什:我認識愛因斯坦。事實上,我非常崇拜他。我的堂兄奧斯卡·米沃什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開辟了人類的一個新紀元——一個和諧的時代,科學、宗教和藝術之間達成了和解。愛因斯坦的發(fā)現(xiàn),其積極的結(jié)果取消了牛頓式的無限時間和空間,而引入了時間和空間的相對性,它蘊含了一種新的宇宙學及宇宙大爆炸的概念。我?guī)е鵁o比的崇敬接近愛因斯坦,所以我為他寫了一首詩。當時,他確信因為原子武器,世界在走向毀滅,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來控制武器。在一九四八年,他依據(jù)這個精神,寫了一篇論文,寄給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召開的世界知識分子大會。但大會只是一個斯大林軍備政策的前線,俄國人反對宣讀那篇論文。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詢問愛因斯坦,我應該回到波蘭還是待在國外。他認為我應該回去,非常坦率。

《巴黎評論》:你和他見面的情況怎樣?

米沃什:那時我是波蘭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一名專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正在猶豫是否與當時的波蘭政權(quán)決裂。當然,愛因斯坦流亡于美國,于是我向他尋求權(quán)威的意見。一天,我沒有直接開車從紐約到華盛頓,而是轉(zhuǎn)向去了普林斯頓。當然,我知道愛因斯坦住在那里。盡管我常有反諷感,我的天性卻使我想要尋求一個可以崇敬和贊美的人。愛因斯坦一頭白發(fā),灰色長袖衫上別著一支鋼筆,他的手和聲音很柔和,完全符合我所需要的一個父親的形象,一個引導者。他極有魅力,熱心快腸。他反對我成為一個流亡者。他與我說話的方式是從情感層面出發(fā)的,他說:“你不能與你的國家決裂,一個詩人應該回到自己故國。我知道這是困難的,但是事情必須改變。它們不會永遠像那個樣子的!彼麡酚^地認為,那種統(tǒng)治會過去。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是一種理性的生物,雖然我這一代人看到的人更多是作為某些邪惡力量的玩物。于是,我離開了他位于普林斯頓莫色爾大街的房子,有些木然地開車走了。我們都渴望最高的智慧,但是,最后我們還是不得不依靠自己。

路邊狗

作者: [波蘭] 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譯者: 趙瑋婷

出版時間: 2017-1

《巴黎評論》: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想成為一個作家的?

米沃什:我在高中時開始寫作,雖然這不能算是一種表達自己的嘗試——只是形式的練習,缺乏激情。我想我是受到十六世紀法國七星詩社詩人的影響,那是我從法國文學教科書上讀到的——約希姆·杜貝萊(Joachim du Bellay)、雷米·貝洛(Remy Belleau)、皮埃爾·德·龍沙等等。說我想成為一個詩人,這是不準確的。我只想與我的環(huán)境保持沖突,采取消極的態(tài)度,福樓拜所謂“保持對資產(chǎn)階級的仇恨”。我想要一種不同的風格,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巴黎評論》:維爾紐斯是你的青春之城,它一再出現(xiàn)在你的寫作中。

米沃什:它有非常持久的影響。我看到在外省小城長大的巨大優(yōu)勢。它給我?guī)硪粋不同的——也許是一個更好的視角。當我發(fā)現(xiàn)自己身在國外的時候,我試著將維爾紐斯和立陶宛介紹給西方讀者,這是困難的,因為這座城市在本世紀已經(jīng)易手十三次。那里有著不同的種族、教派、語言,就像薩拉熱窩。我一直被發(fā)生在波斯尼亞的事情深深地觸動,因為我理解那里所有的種族沖突。

《巴黎評論》:但在你近年來的詩歌中,對歷史的興趣越來越少。

米沃什:是的,很明確。在波蘭團結(jié)工會時期,當宣布實施戒嚴法時,我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唉,高尚的頭腦》,在其中我警告說,在對戒嚴法一致的抵抗中,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造了某種被夸大的集體精神氣質(zhì),那是危險的,因為它排除了其他人性的考慮,專注于當下的斗爭。當時,知識分子和教會之間存在一種協(xié)議,它給許多文學藝術團體提供庇護。我的文章已經(jīng)成為某種預言性的東西,因為國民的統(tǒng)一在過去幾年里已經(jīng)瓦解。年輕一代無法忍受誘人的崇高道德理想的出現(xiàn)。我很同情理想主義者,我深知,我的宗教地位是立足于一個天主教教徒。但是,我非常不喜歡把教會作為一個政治機構(gòu)。

《巴黎評論》:早年,你是一個被稱為“災禍派”的文學團體中的一員,你們的世界觀和詩學實踐,被稱為“災禍主義”。

米沃什:我是那個團體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我們不知道自己是災禍主義者。那是后來文學評論家的一個命名。那些年——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是絕望的歲月,F(xiàn)在,我很疑惑,一種絕望的歷史觀,是否由于個人傾向于悲觀主義或者悲觀主義正好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氛圍。無論如何,那是歐洲一個可怕的時期。魏瑪?shù)聡奈膶W是虛無主義的,充滿諷刺、仇恨。蘇聯(lián)二十年代的文學,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被引入之前,也是極其殘酷和消極的。有一些作家,比如賽甫里娜(Seifulina)、伊利亞·愛倫堡,他們當時就生活在巴黎。愛倫堡的虛無主義小說迅速被翻譯成了波蘭文,所以文學情緒非常悲觀、非常消極;同時,政治消息也非常多——希特勒在德國、斯大林在俄羅斯掌權(quán)。這些當然影響了我們的團體。我們大學的校長馬利安·茲切霍夫斯基(Marian Zdziechowski),一個老教授,也影響了我們,他也是極其悲觀。他寫過一本叫《面對末日》的書,其中預言歐洲很快將被兩種極權(quán)主義力量毀滅。幸運的是,他在戰(zhàn)爭于一九三九年爆發(fā)之前就去世了。還有一些極其悲觀的波蘭作家,尤其是斯坦尼斯瓦·伊洛納齊·維特凱維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對于前景也是一個災禍論者。所以,我們的詩歌表達了一個預感——一種關于恐怖的超現(xiàn)實主義的預言。它就像卡珊德拉的聲音。我們想到了一種宇宙的災難,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災難。之后,在華沙被納粹占領時期,出現(xiàn)了一群非常年輕的詩人,對于他們,極點、末日天啟,當然就是納粹的占領。對于我們來說,它不是:它只是更大的災難的一部分。

《巴黎評論》:你加入了華沙的抵抗。你出版了——或者主要編輯了——一部反抗納粹的地下詩歌選集。戰(zhàn)爭歲月對你的詩歌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

米沃什:作為一個詩人,我深感不安,因為我明白詩歌不能如其所是地描繪世界——形式的慣例都是錯誤的。所以,我尋找不一樣的東西。但同時,我寫了一個長篇作品,由一組短詩組成,也就是《世界(一首天真的詩)》那部作品,一首組詩——雖然那時對于它,我不是太有自覺意識——就像布萊克之于《天真之歌》。我認為世界非?膳拢@些天真的詩歌是我的回答——我想說,世界應該是怎樣的,而不是像它當時那個樣子!妒澜纭肥顷P于發(fā)生了什么的詩,它是一部深刻的反諷之詩。

《巴黎評論》:那就是副標題,“一首天真的詩”的意義之所在。

米沃什:這首詩正如一本給孩子讀的關于泰迪熊的純小說。當批評家和讀者把它當作關于愛、信念、希望的詩歌當作所謂積極的詩歌并要求波蘭學生閱讀時,它讓我深感不安。我收到在學校里閱讀、背誦了這些詩的孩子們的來信——這些詩,它們實際上是挖苦性的。

《巴黎評論》:在《世界》的其中一首詩里,你寫道:“我們和鮮花把影子投在地上。/那些沒有影子的事物沒有活下去的力量!

米沃什:在這些句子背后,有一些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意味,他斷言事物的客觀存在。這是某種天真的詩——相信一朵花、一條河流和一座花園的真實。我那個時期的詩歌包含雙重的探求:一個是對于天真之恩典的探求——“天真的”詩歌;另一個,見之于《可憐人的聲音》那一組,探求的則是如何直面納粹占領。同時還有一些中國詩歌的影響,當時我正在閱讀它們,為了色彩、單純的色彩。

《巴黎評論》:你是怎么碰巧接觸到中國詩歌的?

米沃什:在華沙,我買了一本詩歌選集《中國笛音》,不是根據(jù)中文,而是根據(jù)法語翻譯的。詩歌提供了清晰的意象,特別是強烈的色彩,我可以將它們注入一個黑暗的、被納粹占領的黑色和紅色的世界。從那時起,這兩種顏色,黑與紅的組合,對我來說,一直就是不祥的。

《巴黎評論》:哪些亞洲詩人最引起了你的興趣?

米沃什:那時,我并不太了解一些個別的詩人。那是后來的事,通過我對美國詩歌的興趣。如你所知,從古老中國和日本翻譯的詩歌,對于現(xiàn)代詩歌的發(fā)展發(fā)揮了突出的作用。這方面,龐德是一位先驅(qū):意象派詩人受到亞洲文學強烈的影響。所以,我受到的影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主要還是因為我創(chuàng)作的一些哲學前提。

《巴黎評論》:比如?

米沃什:好吧,我不希望聽起來過于理論化,但是,我反對現(xiàn)代詩歌里完全朝向主觀化的某些傾向。在亞洲詩歌里,有某種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平衡,這在西方詩歌里很少實現(xiàn)。我所從屬的一個詩學傳統(tǒng),歷史從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我的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某些重大事件、歷史悲劇的轉(zhuǎn)換。中歐的傳統(tǒng)是,個體很弱小,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而西方非常強調(diào)個人。在我停止處理二十世紀的大悲劇后,我想找到一種平衡。我并不想寫純粹個人化的感知,這在今天許多的詩歌,是非常典型的,它們都是通過一個非常個人的角度來看世界,因此經(jīng)常難以理解。我意識到,個人的弱點在詩歌里沒有什么好處,而過度的個人主義也是很危險的。

《巴黎評論》:然而,在《不可企及的地球》里,你表達了對惠特曼這樣一個強大的自我主義者的贊賞,收入了對他的許多詩作的翻譯。你如何看待他對自我的表現(xiàn)?

米沃什:惠特曼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因為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格面具,那個人格面具在說話。然而,在惠特曼和他在詩歌中模仿的復雜人格面具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后者大不同于詩人,他天真地相信,他在特定時刻感知的一切都能吸引讀者。當然,惠特曼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詩人,混合了“好的”和“壞的”,正如我的堂兄奧斯卡·米沃什曾經(jīng)說過,這是一切偉大詩歌的藥方。當我們今天閱讀大量的惠特曼詩歌時,我們會跳過許多天真的作品,特別是那些長長的列表。對我來說,惠特曼是這樣一個詩人,從他那里,你可以“切出”很多優(yōu)秀的短詩——他是一個極其豐富的詩人。

《巴黎評論》:對于惠特曼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繼承人艾倫·金斯堡,你也很贊賞。

米沃什:我的詩《致艾倫·金斯堡》是很微妙的。在他的一個詩歌朗誦會后,他走到我面前,說:“我猜,你也許并不像你所展現(xiàn)的自己那樣一本正經(jīng)!蔽覍鹚贡さ膽B(tài)度是矛盾的。他的《卡迪什》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部非?膳碌淖髌罚,非常大膽。作品敘說一個母親的精神錯亂,描述其不同的階段……這令人難以置信。我一直公開抨擊那種個人化的輕率。我感到震驚,又有點嫉妒金斯堡的大膽,這就是我在詩中想表達的東西。

《巴黎評論》:我注意到在《不可企及的地球》里,你收錄了惠特曼的詩《火花從砂輪上四處飛濺》;萏芈谀鞘自娭惺褂昧艘粋絕妙的詞,“被忽視的(unminded)”,暗示一種未被注意又超然于一個人的注意的狀態(tài)。這也是你在自己的詩歌里所做的。

米沃什:是的。一種反諷。讓我們稱之為浪漫的反諷吧。一個人常常同時一方面參與,而一方面又在觀察:當一個人從樓梯上跌下來時,同時會感到這個樣子很是好笑。我感到,當一首詩過于一般和普遍化時,它就會滑向某種感傷的自白,我想再說一句——不是什么形式的設計,更應尋求的是誠實。這種反諷是整體性的,對于我的寫作來說,甚至很難把它和具體的過程分離開來。

《巴黎評論》:在你的《詩的藝術?》一詩里,你說,詩歌的目的在于提醒我們,一個人要保持自我是多么困難。

米沃什:我的詩歌一直被稱為復調(diào),也就是說,我有許多說話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自己是一種樂器、一個中介。我的朋友讓娜·赫什(Jeanne Hersch),曾經(jīng)把我介紹給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她喜歡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如此像一件樂器”,她的意思就是說,我被多個聲音拜訪過。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天外來客式的東西,只與我內(nèi)心的東西有關。在這一點上,我是孤獨的嗎?我不這么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弗里德里希·尼采一道,是第一個認識到現(xiàn)代文明危機的作家。我們每個人都被互相矛盾的聲音、互相矛盾的身體沖動拜訪過。關于維持自我的困難,關于這樣一些客人進來、讓我們成為它們的樂器,我寫過一些作品。但是我們有必要,期望能受到良好精神而不是邪惡精神的鼓舞。

站在人這邊: 米沃什五十年文選

作者: [波]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譯者: 黃燦然

出版時間: 2019-3

《巴黎評論》:你自視為一個中介,卻是一個可疑的中介。這樣說,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何物的中介?

米沃什: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寫下的一切,都是被口授于我的東西,我只是一個工具。我不知道我是何物的一個中介。我寧愿相信我是神的一個工具,但這樣說,是狂妄自大的。所以,不管它是什么,我寧愿稱它為“我的守護神”。我寫了一首新詩,描述這種關系:

我的守護神,請稍事休息,

我即將結(jié)賬,而我還有太多話說。

你有節(jié)奏的低語嚇著我了。

比如今天,我閱讀,關于我再次看見的

某個老婦——讓我們稱她為“普里西拉”,

雖然我驚訝我還可以給她一個名字

而人們不會在意。就是那個普里西拉,

她的牙齦狀況不佳,一個老巫婆,

我再次見到的那個人,為了贊美

為了致敬她永遠的青春,我想引入一條河,

青山,雨后濕潤的彩虹

以及一段談話。“你知道”,我說,

“我永遠不會知道你的頭腦里是什么

而且永遠猜不到。我有一個

不會被回答的問題。”而你,我的守護神,

就在此刻,干擾、打斷了我們,

嫌惡我們名字和姓氏及所有的現(xiàn)實,

毫無疑問,你認為它們太乏味、太可笑了。

所以,這聲音包含了我通過時間和距離而對往昔的提純。它阻止我過于現(xiàn)實、過于平凡地寫我自己的生活,我轉(zhuǎn)向了另一個維度。

《巴黎評論》:詩歌是哲學的適當領域嗎?

米沃什:這取決于是什么樣的哲學。

《巴黎評論》:你認為什么樣的哲學,適合于你的詩歌?

米沃什:有一些哲學讓我想起在晚上開車的情況,有一只兔子在車燈前面跳。兔子不知道如何擺脫光束,它向前跑。我感興趣的是那種在此情形下對兔子有用的哲學。

《巴黎評論》:那兔子的希望不是太大。當你還是一個學生時,你隨身背包里帶著一本關于教會的歷史書,你似乎對摩尼教的異端學說特別感興趣。

米沃什:摩尼教的觀點不只是異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是一個確立的宗教。從根本上說,它認識到邪惡的巨大力量,消解了古典神學關于“邪惡是善之缺乏”的解釋。在這些時期里,邪惡的力量被廣泛地看成人類社會的一種共同的結(jié)果,以及個別人類靈魂的組成部分。當代無神論者的觀點——一個仁慈的上帝不會創(chuàng)造如其所是的這么一個世界——這在本質(zhì)上是非常摩尼教的。雖然它不一定是我的觀點,但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有效的論點。我很擔心在我的詩歌里邪惡的存在。西蒙娜·薇依,她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決定論者,也認識到邪惡的力量,這是我對她的思考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她還接著說,在人里,只存在“一粒恩典的芥末種子”。

重負與神恩

作者: [法]西蒙娜·薇依

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

譯者: 顧嘉琛/杜小真

出版時間: 2019-3

《巴黎評論》:在你題為《歌》的一首詩里寫道,女人渴望“沒有生銹的種子”。你和薇依,似乎都是意指《馬可福音》中的芥末種子。

米沃什:是的。一粒芥末種子,的確是恩典和善良、神的王國——與世界相比很小,這是薇依的信念。那時吸引我的另一個作家列夫·舍斯托夫,他認為整個世界是由必然法則(laws of necessity)統(tǒng)治著。他反對斯多葛哲學。一個斯多葛主義者,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xiàn)代,會說,默默忍耐吧。但是,我們?yōu)槭裁匆鎭眄樖苣兀可崴雇蟹虻挠^點是,恰恰相反,我們應該反抗,大聲叫“不”!他非常有力的書《雅典和耶路撒冷》所描述的約伯,與希臘斯多葛哲學不同,舍斯托夫的約伯,大聲叫“不”。

雅典與耶路撒冷

作者: [俄羅斯] 舍斯托夫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譯者: 張冰

出版時間: 2004-10

《巴黎評論》:你認為上帝從旋風對約伯的回答是充分的嗎?

米沃什:不充分。它不是充分的。

《巴黎評論》:你認為約伯的神,和《新約》的神,是兩個不同的神?

米沃什:我不知道。我想,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沒有答案的領域。

《巴黎評論》:諾斯替教對待早期基督教精神的復雜性,是強調(diào)借由知識而拯救,而不是信仰。你對諾斯替教的興趣,與你的詩歌如何相關?

米沃什:在基督教最初的幾個世紀里,這個新的宗教,在很多方面,對于受過教育的人被證明是不夠的,所以諾斯替教變得普遍起來。對于受過教育的人,那時諾斯替教所做的,就像詩歌在今天所做的。但是,詩歌不應淪為單純的唯美主義。在最重要的情況下,詩歌是對于人類在宇宙中位置的探索。自人類的墮落起,善與惡一直就是人的屬性。最大的問題是:在那一刻之前,亞當和夏娃生活在哪一種狀態(tài)下?“原罪”是一個巨大而極其困難的哲學問題。列夫·舍斯托夫說,而且我同意,這一問題是不同尋常的,而且?guī)缀醪豢上胂,那些原始的牧羊人如何能夠想出一個如此神秘的神話,乃至一代又一代的人對它絞盡腦汁,直到今天仍然想不明白。

《巴黎評論》:在詩歌里你一直抓著一個問題:一個好的上帝如何允許這個世界上存在邪惡。我們能夠通過理性、通過詩歌,為神辯護嗎?

米沃什:舍斯托夫說,有一些問題不應該問,因為我們沒有答案。西蒙娜·薇依為矛盾性辯護,通過她所稱的“超然存在的杠桿”。我自己一直很矛盾,我是由矛盾組成的,這就是為什么對于我來說,詩是比哲學更好的形式。

《巴黎評論》:西蒙娜·薇依對宗教里廉價的安慰充滿懷疑。

米沃什:她是一個非常嚴苛的人,很少容忍人類的弱點,對她自己尤其如此。在某種程度上,她是一個純粹的苦行者。比如,她把想象力的作用視為惡魔的運作而剔除,認為那是身患致命疾病而自認會變得好起來的人的幻想?墒牵瑧驯τ谄孥E般治愈的希望,這是非常人性的。為什么因此拒絕它呢?在所有人性的事情上,我們都應該允許存在那樣的慰藉。

《被禁錮的頭腦》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3年3月

《巴黎評論》:你的朋友維爾托德·貢布羅維奇曾經(jīng)在他的日記里寫道:“米沃什常常在經(jīng)受沖突、折磨,以及以前的作家完全不了解的懷疑!蹦阃馑麊?

米沃什:是的,我同意。他特別提到我的那本《被禁錮的頭腦》,尤其是我與本世紀的惡魔——對歷史必然性的黑格爾式信念,認為歷史沿著注定的路線發(fā)展——所進行的斗爭。我寫《被禁錮的頭腦》,是為了解放自己,找到反對那種哲學的論據(jù)。這可能就是為什么他說我所進行的斗爭,對于以前的作家來說是前所未知的。

《巴黎評論》:你認為什么有助于那種解放?

米沃什:我的小說《伊薩谷》,其中并沒有什么政治性的東西。情節(jié)發(fā)生在大約一九二二年的立陶宛農(nóng)村。它講的是一位神父,他有一個情婦自殺了,那個教區(qū)開始鬧鬼。我最近參觀了那個教區(qū),這是我離開五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立陶宛。那個姑娘的墳墓位于當?shù)氐墓,在我受洗的同一個教堂附近,那里發(fā)生了許多我在小說中描述的事情。但是這部小說不只是關于童年的回憶,而是一種哲學小說,關于魔鬼、關于從歷史必然性與自然的殘酷性中實現(xiàn)自我解放的渴望。

米沃什詞典: 一部20世紀的回憶錄

作者: [波蘭] 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譯者: 西川/北塔

出版時間: 2014-2

《巴黎評論》:自那以后,你就一直沒有興趣再寫小說了。你跟體裁本身似乎有不和。為什么?

米沃什:小說是一種不純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天生的小說家,他可以犧牲一切,他不理會維護名譽的義務。他會把任何東西放進一本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癡》里創(chuàng)造了一個角色,伊沃爾金將軍,他是一個騙子,由他講出的故事——說他在戰(zhàn)爭中如何失去他的腿、他如何埋葬他的腿,然后他在墓碑上刻了什么。銘文其實取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母親的墳墓。這里,你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真正的小說家。我做不到這樣。

白癡

作者: [俄]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譯者: 南江

出版時間: 2012-1

《巴黎評論》:盡管小說這種樣式不適合你,你卻很欣賞托馬斯·曼,甚至寫了一首叫《魔山》的詩。

米沃什:當我還是一個學生時,我對《魔山》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有一個角色,納夫塔,他是一個耶穌會會士、一個極權(quán)主義者、一個啟蒙運動的敵人。我著迷于他。我有很強的左翼極權(quán)主義傾向,我被納夫塔對啟蒙運動的懷疑吸引。雖然在今天,我可能會站在小說里納夫塔的對手登布里尼那一邊,后者代表了啟蒙運動的精神。但是,我關于人類的洞察,比登布里尼更為灰暗。

魔山

作者: [德]托馬斯·曼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譯者: 錢鴻嘉

出版時間: 2019-3

《巴黎評論》:在被占領時期,你將艾略特從英語翻譯成了波蘭語。他的作品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米沃什:《荒原》充滿災難的元素。當時,在被占領的華沙,它有某種力量,充滿了崩潰城市的意象。這讓異乎尋常的閱讀,仿佛從燃燒的猶太人區(qū)發(fā)出的火光,照徹天空。它是一首深刻的諷刺詩,甚至可以說是一首辛辣的挖苦的詩。它于我的想象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在《四個四重奏》里,我們看到的情況則是特殊而罕見的,我們看到一個人經(jīng)過許多掙扎之后成功地和解,回到了他對藝術的信仰。我在倫敦遇到過艾略特,他熱情接待了我。后來我在美國看到過他,并將他的更多詩歌翻譯成了波蘭語。

《巴黎評論》:你是否如艾略特那樣,認為詩歌是對個性的逃避?

米沃什:對我來說,這一直是一個恒定的問題。文學產(chǎn)生于對于真實的渴望——不隱藏任何東西,不是像其他什么人那樣展示自己。然而,一旦你寫作什么,你就有了一定的義務,我稱之為“形式律”。你不能說出一切。當然,人們的確常常說得太多,沒有克制,但詩歌必然帶來一定的限制。無論如何,你總有一個感覺,沒有充分揭示自己。完成一本書后,它出版了,而我會覺得,好吧,下次我會更好地揭示自己。而當下一本書出來時,我又有同樣的感覺。直到你的生活結(jié)束,就是這樣。

《巴黎評論》:在你的詩里,有很多自白。你認為自白會引起什么嗎?

米沃什:我不知道。我從未進行過精神治療。就精神病學而言,我很是懷疑。坐在一個沙發(fā)上,說出我的夢,以及一切,而我很可能做不到,而且,它并不能通向什么地方。

《巴黎評論》:你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米沃什:我每天早晨寫作,無論是一行還是更多,只在早上寫。我通常把草稿寫在筆記本上,然后輸入電腦。我在寫作時從來不喝咖啡,并且從來不會使用任何刺激物。我只適度地飲酒,但也只是在我工作之余。因為這些原因,我可能不符合神經(jīng)質(zhì)的現(xiàn)代作家的形象,但是,誰知道呢?

《巴黎評論》:你大幅修改你的詩作嗎?

米沃什:沒有一定之規(guī)。有時一首詩在五分鐘內(nèi)寫成,有時則需要幾個月。沒有一定之規(guī)。

《巴黎評論》:你通常是用波蘭語寫作,然后把它翻譯成英語嗎?

米沃什:我只用波蘭語寫作,因為我認為在使用我童年的語言時,我對語言的把握是最出色的。

《巴黎評論》:你認為你的詩歌可以被很好地翻譯嗎?

米沃什:我通常自己翻譯,然后請我的朋友來修正,最近多是羅伯特·哈斯(Robert Hass)或者倫納德·內(nèi)森(Leonard Nathan)。但是,基本的節(jié)奏由我決定,因為他們不懂波蘭語。我不相信我的詩歌可以被翻譯。我感到非常榮幸可以與美國的愛好者交流,他們中間一半的人通常是有抱負的詩人。作為一個詩人,他們對我很欣賞。對波蘭人來說,更重要的,我是一個著名人物。

《巴黎評論》:你稱自己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詩人。你不想擁有受眾嗎?

米沃什:我為一個理想的人而寫作,我想象那是一個變異的自我。對于是否容易理解,我不關心。我會判斷,我的詩有什么是必要的、有什么是適當?shù)。我跟隨我的節(jié)奏與秩序的需要,而且,我反對混亂和虛無,為了將多方面的現(xiàn)實盡可能轉(zhuǎn)化為一種形式。

《巴黎評論》:在你的近作《蜘蛛》一詩里,在隱喻的意義上,你將詩歌界定為“建造小小的船只/……適于穿越時間的邊界”。你這樣看待自己的工作嗎?

米沃什:我更喜歡使用“蛻皮”的隱喻,它意味著放棄舊的形式和假定。我感覺,這是寫作令人激動的地方。我的詩歌總是在尋找一個更寬闊的形式。我一直與那些僅僅專注于審美目標的詩歌理論發(fā)生抵觸。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感到高興,我的一些舊作,它們獨立于我很好地存在,不受到我以及創(chuàng)造它們這一行為的限制。

《巴黎評論》:那么,為什么在一個詩人或者畫家被高度欣賞和器重時,你經(jīng)常表達你的疑慮?

米沃什:問題在于公眾通常想要的是一幅完善的藝術家的畫像,排除了所有的矛盾,超過了生命許可的不朽。這樣一幅肖像與主體之間的差距,可能會令人沮喪。如果詩人的聲望被限制在一個狹窄的圈子,那么他的形象很可能不會被扭曲。圈子越大,扭曲的風險就越大。

《巴黎評論》:對于你的形象,怎樣的扭曲是最令你煩惱的?

米沃什:將我當作一個道德家的形象。當我的詩在波蘭被禁止,而我獲得諾貝爾獎之后,對于許多人來說,我成為了對抗出版審查的象征,因此成為了一個道德人物。我不知道,我是否依然是這樣一副形象,它可能已經(jīng)變得有點劣質(zhì)了。讓我給你看一樣東西(米沃什摸索口袋,翻出一個紀念章),這是波蘭的一個紀念章的復制品。它上面有四個符號:教宗約翰·保羅二世的徽章、波蘭大主教的法冠、電工的工具——代表瓦文薩,以及一本書,代表我。

《巴黎評論》:你的同伴很不錯啊。

米沃什:還不壞吧,對于一個二十世紀的詩人來說,尤其是考慮到所有那些關于詩歌在人類社會中位置的悲嘆。但是,我很懷疑這一點。我不希望自己被當成波蘭歷史上一個偉大的道德運動的一個部分。對于“如何過一種道德的生活”這一問題,藝術不是一個充分的替代品。我害怕披上一件對我來說,過大的披風。

《巴黎評論》:你認為一個詩人最好是在一種默默無聞的狀態(tài)里工作嗎?

米沃什:我一直都在一種幾近默默無聞的狀態(tài)下工作了許多年。我在伯克利的歲月實際上幾乎沒有聽眾,而在美國,我只可以依賴少數(shù)幾個人的判斷。我在巴黎和波蘭有幾個朋友,所以通信為我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收到幾個朋友的來信是我唯一堅持下去的力量。我以波蘭語出版我的詩集。這些書必須被偷運回波蘭,所以我并不知道波蘭讀者的反應。

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的價值,但是在伯克利,我?guī)缀跛械耐露疾恢牢遥斎,除了斯拉夫語言系的教授。我只是一個不起眼的院系里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教授。只是在我開始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才在學生中間出名。有一個故事可以簡要說明那些歲月。在斯坦福大學,我出席一個文學界的聚會晚宴,和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一起,當然,他很有名。有一個女人是科辛斯基的熱心讀者,她在餐桌上與我相鄰而坐。也許覺得有必要表示一下禮貌,她問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說,我寫詩。她厲聲回答說:每個人都寫詩。我不是特別介意,但仍然感覺受到了傷害。它代表了我那些年的狀況,懷抱雄心的痛苦。

《巴黎評論》:你是怎么獲得一個相對較大的受眾面的?

米沃什:很久以前有一個時期,我因為寫作一些取悅于人的東西,嘗到過“知名”的滋味,但是,這個時期早已一去不復返了。當你寫作政治詩時,就像我在戰(zhàn)爭期間所做的那樣,你總會得到一些追隨者。今天,對于“知名”,我感到吃驚和不安,因為我想知道那些反響是真實的,而不僅僅因為我是諾貝爾獎得主。另一方面,我不認為諾貝爾獎已經(jīng)影響到我,或者影響到了我的創(chuàng)作。

《巴黎評論》:你怎么看待華萊士·史蒂文斯關于現(xiàn)代詩的一個觀念,他認為“心智之詩的寫作在于找到自足的對象”。

米沃什:今天,文學和詩歌處在科學思維方式、實證思維方式的巨大壓力之下。史蒂文斯的頭腦具有穿透力和剖析性,我認為它用于詩歌是錯誤的。如果我們以史蒂文斯的一首詩《兩只梨的研究》為例,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似乎試圖向火星人、向一個來自另一星球的生物,描述梨子。這就是解剖。我覺得,這個世界的事物應該被沉思,而不是被解剖——在荷蘭靜物畫里,可以發(fā)現(xiàn)那種對于客體的超然的態(tài)度。叔本華認為,這些是藝術的最高形式。那種沉思,也存在于日本的俳句。松尾芭蕉說過,寫松樹,你必須向松樹學習。這是一個與解剖世界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我覺得,叔本華真是藝術家、詩人的哲學家。

詩的見證

作者: [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譯者: 黃燦然

出版時間: 2011-11

《巴黎評論》:為什么?

米沃什:因為他強調(diào)距離的必要。在宇宙的運轉(zhuǎn)里,我們處于激情的地獄之火的循環(huán)中——奮斗和掙扎。叔本華受到印度宗教著作的影響。對他來說,解放意味著站在生與死的永恒之輪之外。藝術也應該站那運轉(zhuǎn)的輪子之外,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激情、欲望,以某種超然的態(tài)度,接近客體的對象。生命的激情,可以通過超然的沉思而被消除,它是一個很好的關于藝術的定義:“超然的沉思”。這就是為什么叔本華認為藝術的典型是靜物畫、荷蘭靜物畫。

《巴黎評論》:在兩首詩里,《致雷杰·饒》是對一次談話的回應,而最近的詩《卡普里》,你提到等待“真正的存在”,以肉體形式存在的神圣之神秘。這是否表明,詩歌是一種神圣的行為,通過詩歌我們可以喚起存在?

米沃什:是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我們所知的世界,是一個更深的現(xiàn)實的表皮,那個現(xiàn)實存在于那里。它不能被簡化為純粹的詞語,這是我與本世紀一些作家的基本分歧。這是有區(qū)別的,一者是關注語言、關注他的內(nèi)心生活的人,一者是獵人——如我本人——因為現(xiàn)實不能被捕獲而痛苦。

《巴黎評論》:拉金的詩《晨歌》,你感覺如何?在詩中,他認為宗教是一種詭計,并且稱之為“巨大的、蟲蛀的、動聽的錦緞/創(chuàng)想出來,只是為了假裝我們永遠不會死去”。

米沃什:我知道拉金的《晨歌》,對我來說,這是一首可惡的詩。我不喜歡拉金。他是一個出色的工匠,的確很好。作為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人,我把他排在很高的位置,因為他準確地示范了我的理想——以清晰的意義,寫作清晰的詩歌,而不只是依靠主觀的印象。但是我不喜歡他的詩,我認為過于病態(tài),喜歡不起來。

《巴黎評論》:怎么病態(tài)?

米沃什:在當下的、絕望的宇宙觀,或世界觀方面,表現(xiàn)得過于病態(tài)。在我看來,在他的詩歌里沒有啟示。甚至他的書信也使他的朋友沮喪,因為它們充滿了仇恨,尤其是對于黑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等等,持有種族主義的仇恨。他是一個非常沮喪和不快樂的人、絕望的人。他擺出一副渴望虛無的姿態(tài),與生活作對——而這并沒有給他帶來太多東西。我擔心,我們可能已經(jīng)完全喪失了將道德標準應用于藝術的習慣。因為,當有人告訴我說拉金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并且認為放棄全部人的價值足以寫出偉大的詩歌,我是深表懷疑的。也許那是我的教養(yǎng)和本能在說話。我的座右銘是小林一茶的俳句——“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凝望著花朵”。落入反諷、挖苦,這有點廉價?仗摵蜌埲蹋@是拉金世界觀的底色,它們應該被作為一個基礎而接受,在此基礎上你的作品應該朝向某種光明的東西。

《巴黎評論》:好吧,語言如何準確地捕捉世界?

米沃什:語言不能捕捉一切,語言也不只是任意的。某些詞語,比在純粹的習慣用法里,有著更深的含義。所以,我拒絕稱語言是任意的。但是我也不會將語言縮減為“寫作”(écriture)或者寫作的工具和寫作的內(nèi)容。

《巴黎評論》:在你的《省份》一書里,有一首散文詩,《一個哲學家的家》,你將“一名攝影記者的強烈熱情”歸之于神。這是否描述了你的理想——“作為見證者的神”?而它是不是一個詩人可以努力去做些什么的理想?

米沃什:是的。雖然我還應該說,詩人就像一只置身于一塊大奶酪里的老鼠,興奮于有太多奶酪可吃。正如我提到的,惠特曼是一個對我產(chǎn)生了強烈影響的詩人;萏芈霌肀б磺,把一切都放進他的詩歌,我們可以原諒他無限的詞語之流,因為他竭力想要擁抱盡可能多的現(xiàn)實。我想,在死后,我的生命的形象,從某種角度說,應該與“無限的追獵”——這是布萊克的一個用語——聯(lián)系在一起吧。

《巴黎評論》:你曾定義“詩是對真實的熱情追求”?在你的創(chuàng)造中,是否曾經(jīng)獲得了那樣的“真實”?

米沃什:真實,我的意思是,神,一直是深不可測。

(原題為《巴黎評論:切斯瓦夫·米沃什》,原載《巴黎評論》第一百三十三期,一九九四年冬季號,選自《巴黎評論·詩人訪談》,人民出版社,譯者:李以亮)

巴黎評論(共7冊)

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編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07

# 不踐約書

張煒 著

《不踐約書》是茅盾獎得主、當代著名詩人作家張煒的重磅最新長詩力作。該作品雖然以詩歌為表現(xiàn)形式,以愛情為呈現(xiàn)線索,但實際上已經(jīng)超越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歌概念和邊界,作家調(diào)動人文、思想、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等綜合手段,以強大的精神背景和調(diào)動超出常人的寫作能量,打造出的一個具有巨大沖擊力的復合性文本,可以視為其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的另一種呈現(xiàn)方式。

# 大地上的事情(增訂版)

葦岸 著;馮秋子 編

葦岸最新、最全、最嚴謹增訂版本,由葦岸生前摯友、著名作家馮秋子受葦岸家人委托,歷經(jīng)數(shù)年整理、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傾力呈獻。新增葦岸遺著:散文、隨筆20篇、詩歌22首、書信1封、譯文2篇,共計45篇(首);此外,延用的葦岸《后記》,附錄的《葦岸生平及創(chuàng)作年表》和《葦岸作品的后續(xù)傳播》,對于記錄葦岸生平和研究葦岸及其創(chuàng)作,提供了更為全面、準確和翔實的史料信息。

# 泥土就在我身旁:葦岸日記(上中下)

葦岸 著;馮秋子 編

葦岸日記從1986年1月1日記至1999年4月6日入院接受治療止。1年為1輯,三冊日記共14輯,總量近80萬字,加上附錄《葦岸書信選》《葦岸生平及創(chuàng)作年表》《葦岸作品的后續(xù)傳播》等,全書總量90萬字。他的日記多有對于大地道德信念、切身體驗的自然與人文進程的敘述,及與作者交往的不同年代作家,他們的閱歷、觀念、創(chuàng)作狀況和個人意趣,所處時代影響下的文藝現(xiàn)象,親歷半個中國的旅行見聞,閱讀過的諸多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類著作。

# 春之祭:駱一禾詩文選

駱一禾著;陳東東 編

駱一禾,一位被低估的詩人、編輯和批評家!洞褐溃厚樢缓淘娢倪x》是由駱一禾的代表詩作、詩歌評論、書信等匯編集成。精選收錄駱一禾代表性短詩59首、中型詩14首、“祭祀”系列詩9首、長詩《世界的血》,詩論及創(chuàng)作論6篇,詩歌評論5篇,書信7篇。從詩歌到文論,從評論到書信,全面立體呈現(xiàn)詩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處時代的文藝風潮。

# 曹雪芹的遺產(chǎn):

作為方法與鏡像的世界

計文君 著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更是一份珍貴的曹雪芹的遺產(chǎn)。

著名實力派女作家、文藝學博士、紅學專家計文君,10年潛心研究之作。被著名作家李敬澤稱為“小說家里最懂《紅樓夢》的”,被著名作家李洱譽為“紅學”研究最高成就。

# 曹雪芹的疆域:

《紅樓夢》閱讀接受史

計文君 著

《曹雪芹的疆域:<紅樓夢>閱讀接受史》作者計文君以《紅樓夢》為研究主體,從文化物種獲取生存度的角度,勾勒了《紅樓夢》從誕生到今天的傳奇“經(jīng)歷”。本書為《紅樓夢》研究普及讀物,既有學術研究著作的邏輯性闡述,亦有生動有趣的表達,對中學生接受《紅樓夢》原典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 碗和缽

龐培 著

《碗和缽》是一本跨界表達的散文作品,分為“碗”與“缽”兩部分,從人們?nèi)粘I钇骶咄牒屠徴勂,論及藝術家楊鍵水墨畫作品“碗”“缽”系列,通過龐培、楊鍵兩位藝術大家的思想對話與交流,通過文學和藝術作品的相互闡釋和表達,揭示碗和缽形象的象征內(nèi)涵及其背后的哲學邏輯。

# 戲出年畫(上下)

王樹村 著;漢聲編輯室 編輯設計

本書為美術史論家、民間美術收藏家王樹村所著,收錄了江蘇、安徽、福建、四川、山西、河南、陜西、天津、河北等十省市最為精美的戲出年畫,全面展現(xiàn)了各地的繪畫風格、曲目及表演特色。在體例上,本書以“說戲”“說圖”“細部欣賞”三種文字層次,深入戲出年畫的精髓,表現(xiàn)出中國民間文化博大的內(nèi)涵。

# 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

[德]保羅·策蘭 著;王家新 譯

《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由著名詩人、翻譯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編選和翻譯,由約360首詩和部分策蘭的獲獎致辭、散文和重要書信集結(jié)而成。本書既充分展現(xiàn)了策蘭一生創(chuàng)作的精華,又是王家新多年來翻譯和研究策蘭的心血結(jié)晶,對于策蘭譯介和中國當代詩歌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都具有重要意義。本書所附錄的策蘭獲獎致辭、散文和書信,也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痛苦而又卓異的詩歌心靈。

# 問題之書(上下)

[法]埃德蒙·雅貝斯 著

劉楠祺 譯;葉安寧 校譯

法國詩人、作家埃德蒙·雅貝斯《問題之書》首次中譯本,一部“不屬于任何類型,但卻包羅萬象”的跨文本作品。透過聲光閃爍、意象與聯(lián)想交織的詩化外殼,雅貝斯注入的是“尋根”式的思考和將自己獻祭于被遮蔽的“無限”場域里進行“精神”再創(chuàng)造的“書寫”求索的內(nèi)核。純粹譯叢“埃蒙德·雅貝斯作品系列”代表作。

# 相似之書

[法]埃德蒙·雅貝斯 著

劉楠祺 譯;葉安寧 校譯

作品被列入西方正典,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蒙·雅貝斯著作“埃德蒙·雅貝斯文集”之一《相似之書》中文版首次面世。共分為三卷,分別是“相似之書”“暗示·荒漠”和“不可磨滅·不能察覺”。書中充滿了雅貝斯式的哲學思索,從語言到文學,從宗教到傳統(tǒng),焦慮與困擾在作者靈魂的拷問中不斷明晰、堅定。純粹譯叢之“埃蒙德·雅貝斯作品系列”重要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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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米沃什:我?guī)е鵁o比的崇敬接近愛因斯坦,所以我為他寫了一首詩丨純粹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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