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話“牡丹”

栽培簡史

在1972年甘肅武威市柏樹鄉(xiāng)考古發(fā)現(xiàn)的東漢早期壙墓醫(yī)簡中，有用牡丹治療“血瘀病”的處方，是迄今已有的資料中有關(guān)牡丹的最早文字記載。《神家本草經(jīng)》載：“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此書是兩漢以來，有關(guān)藥物的經(jīng)驗匯編。牡丹觀賞品種的出現(xiàn)，最早的記載見于隋代。隋煬帝時“辟地周二百里為西苑......詔天下境內(nèi)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今河南洛陽）

易州（今河北省易縣）進二十箱牡丹。有‘飛來紅’、‘袁家紅’、‘醉顏紅’、‘云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顫鳳嬌’等名”（唐·韓屋《隋煬帝海山記》）。不久隋亡，唐定都長安（今陜西西安），長安牡丹逐漸興盛起來。

    唐代栽培技術(shù)有了長足的進步，已選育出重瓣品種，且以“左紫”弛名。唐玄宗時，李白為牡丹填寫新詞，賦清平樂3首，極寫純白、紅紫、淺紅等三色牡丹的豐姿秀色，以牡丹之美，贊譽楊貴妃之美貌（宋·樂史《楊妃外傳》）。“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fēng)拂檻露華濃”。由之牡丹之名大噪。唐敬宗時，李正封詠牡丹詩云：“國色朝酣灑，天香夜染衣。”牡丹遂有“國色天香”的譽稱，更加身價百倍。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牡丹也南下杭州。此外，東北牡丹江一帶建有渤海國，與唐交往甚密，遍植牡丹芍藥。該地牡丹隨渤海的滅亡而絕跡。到北宋時，牡丹栽培中心移至洛陽，洛陽牡丹名冠天下。洛陽人特別推祟牡丹，養(yǎng)花、賞花成為風(fēng)尚。“洛陽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當時育種技術(shù)有很大提高，運用嫁接法固定新變異和繁殖苗木，新品種不斷涌現(xiàn)，所以歐陽修當年曾驚呼：“四十年間花百變！”在此基礎(chǔ)上，牡丹專著先后問世。像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洛陽牡丹圖詩》，周詩厚的《洛陽牡丹記》、《洛陽花木記》，張峋的《洛陽花譜》，均列舉了大量的牡丹品種。后因北宋末年戰(zhàn)亂頻繁，賦稅沉重，洛陽牡丹日趨衰敗。當時，陳州（今河南淮寧）、成都也栽植了大量牡丹，皆由北方引進。到了南宋，天彭（四川彭州市）牡丹享有盛名。天彭牡丹始于唐代，杜甫曾有詩《天彭看牡丹阻水》。陸游《天彭牡丹譜》云：“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崇寧宣和年間，州民多從洛陽購回新花，從此天彭牡丹名冠兩川。其時，江南牡丹亦有所發(fā)展，宋室南渡后洛陽花事衰抽，杭州卻得到發(fā)展，出現(xiàn)一些新廳品種，如“重臺九心淡紫牡丹”、“白花青緣牡丹”等。

    元代是中國牡丹發(fā)展的低潮時期，長安、洛陽等地能見到的好品種已屈指可數(shù)，品種退化，重瓣品種難得一見。明代，牡丹栽培中心移到了亳州（安徽省亳縣）、曹州（山東菏澤），國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漸繁盛起來。江南太湖周圍，西北的蘭州、臨夏也有所發(fā)展。并多延續(xù)至清代及至民國時期。曹州與亳州皆于明代嘉靖年間引入牡丹（曹州引種牡丹可能比亳州更早），也同于萬歷年間達到繁盛。只是當時亳州新種較多，名聲較大，故成為明代中國牡丹栽培中心。明謝在杭曾任東平府（山東東平）太守，他回憶路過曹州看牡丹的情景：“余過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風(fēng)送鼻，蓋家家畦園之中俱植之，若蔬菜然”（《五雜俎》）。又在一秀才家賞牡丹，“園可五十畝，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幾無尺寸隙地，一望云錦，五彩奪目”（《五雜俎》）。到清初就有“曹南牡丹甲天下”之譽稱。曹州牡丹盛于明清兩代，持續(xù)時間很長。

北京自遼、金建都于此，牡丹栽培日漸興盛。除宮室官署外，城外還有梁家園、清華園、惠安園3大名園栽培牡丹。從明朝時，牡丹被尊為國花。江南明代以江陰牡丹為盛，杭州、蘇州一帶也有不少種植。清代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牡丹也曾名噪一時。 

到了清代，皇宮內(nèi)鮮花四季不斷，牡丹成為科令擺設(shè)。北京花家一般從曹州購進牡丹，一部分盆栽作促成栽培供春節(jié)用，一部分植于圃地，出售苗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牡丹得到恢復(fù)和發(fā)展。山東菏澤牡丹栽培面積已達5萬余畝，600多個品種，已成為世界上面積最大、品種最多的中國牡丹栽培、觀賞、科研中心，堪稱世界之最。中國牡丹栽培的歷史，形成以黃河中、下游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區(qū)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隨著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隨之變換，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終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其轉(zhuǎn)移過程為：洛陽（隋）—長安（唐）—洛陽（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這是中國牡丹品種群形成和發(fā)展的主線。除此之外，還有幾個發(fā)展中心：一是長江三角洲、太湖周圍及皖東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肅的蘭州、臨夏；四是廣西的灌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