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畫講究:
(轉(zhuǎn)載自“耕云種月”)
1、畫面有意境,畫外有精神,畫外有畫。
2、格局版式講究密不透風,疏能跑馬,即疏密有致。
3、詩、書、畫、印俱佳。
4、寫意畫需要注意是否大寫意與小細節(jié)的結(jié)合、比例是否協(xié)調(diào),質(zhì)感與意境是否到位。
5、花卉、梅、蘭、竹、菊之類都可以用上面的123來評判,只是需要注意每種花的獨特魅力和精神所需要營造的意境各不相同。比如梅,多為營造凌寒獨自開,傲立風雪等等很獨特的魅力和精神。蘭則講究幽雅,在格局版式上也應該是很雅致、空靈為佳。其余類推。
6、貓可以寫意、可以工筆。寫意則以寫意論好壞,細描則看細節(jié)和質(zhì)感。也是可以從大原則來判斷的。
意境經(jīng)營很重要。
■ 中國畫
簡稱“國畫”,我國傳統(tǒng)造型藝術(shù)之一。在世界美術(shù)領(lǐng)域中自成體系。大致可分為;人物,山水、界畫、花卉、瓜果、翎毛、走獸、蟲魚等畫科;有工筆、寫意、鉤勒、設(shè)色、水墨等技法形式,設(shè)色又可分為金碧、大小青綠,沒骨、潑彩、淡彩、淺絳等幾種。主要運用線條和墨色的變化,以鉤、皴、點、染,濃、淡、干、濕,陰、陽、向、背,虛、實、疏、密和留白等表現(xiàn)手法,來描繪物象與經(jīng)營位置;取景布局,視野寬廣,不拘泥于焦點透視。有壁畫、屏幛、卷軸、冊頁、扇面等畫幅形式,輔以傳統(tǒng)的裝裱工藝裝璜之。人物畫從晚周至漢魏、六朝漸趨成熟。山水、花卉、鳥獸畫等至隋唐之際始獨立形成畫科。五代、兩宋流派競出,水墨畫隨之盛行,山水畫蔚成大科。文人畫在宋代已有發(fā)展,而至元代大興,畫風趨向?qū)懸;明清和近代續(xù)有發(fā)展,日益?zhèn)戎剡_意暢神。在魏晉、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時期,先后受到佛教藝術(shù)和西方繪畫藝術(shù)的影響。中國畫強調(diào)“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強調(diào)融化物我,創(chuàng)制意境,達到以形寫神,形神兼?zhèn),氣韻生動。由于書畫同源,以及兩者在達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筆、線條運行有著緊密的聯(lián)結(jié),因此繪畫同書法、篆刻相互影響,形成了顯著的藝術(shù)特征。作畫之工具材料為我國特制的筆、墨、紙、硯和絹素。近現(xiàn)代的中國畫在繼承傳統(tǒng)和吸收外來技法上,有所突破和發(fā)展。
■ 水墨畫
中國畫的一種。指純用水墨所作之畫;疽赜腥簡渭冃浴⑾笳餍、自然性。相傳始于唐代,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及近代以來續(xù)有發(fā)展。以筆法為主導,充分發(fā)揮墨法的功能。“墨即是色”,指墨的濃淡變化就是色的層次變化,“墨分五彩”,指色彩繽紛可以用多層次的水墨色度代替之。北宋沈括《圖畫歌》云:“江南董源傳巨然,淡墨輕嵐為一體。”就是說的水墨畫。唐宋人畫山水多濕筆,出現(xiàn)“水暈墨章”之效,元人始用干筆,墨色更多變化,有“如兼五彩” 的藝術(shù)效果。唐代王維對畫體提出“水墨為上”,后人宗之。長期以來水墨畫在中國繪畫史上占著重要地位。
■ 院體畫
簡稱“院體”、“院畫”,中國畫的一種。一般指宋代翰林圖畫院及其后宮廷畫家比較工致一路的繪畫。亦有專指南宋畫院作品,或泛指非宮廷畫家而效法南宋畫院風格之作。這類作品為迎合帝王宮廷需要,多以花鳥、山水,宮廷生活及宗教內(nèi)容為題材,作畫講究法度,重視形神兼?zhèn),風格華麗細膩。因時代好尚和畫家擅長有異,故畫風不盡相同而各具特點。魯迅說:“宋的院畫,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茍之處是可取的。”(《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采用”》)
■ 文人畫
亦稱“士夫畫”。中國畫的一種。泛指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畫。以別于民間畫工和宮廷畫院職業(yè)畫家的繪畫,北宋蘇軾提出“士夫畫”,明代董其昌稱道“文人之畫”,以唐代王維為其創(chuàng)始者,并目為南宗之祖(參見“南北宗”)。但舊時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階層的繪畫藝術(shù),鄙視民間畫工及院體畫家。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曾說:“自古善畫者,莫非衣冠貴胄,逸士高人,非閭閻之所能為也。”此說影響甚久。近代陳衡恪則認為“文人畫有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畫”多取材于山水、花鳥、梅蘭竹菊和木石等,借以發(fā)抒“性靈”或個人抱負,間亦寓有對民族壓迫或?qū)Ω嗾蔚膽崙恐。他們標舉“士氣”、“逸品”,崇尚品藻,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diào)神韻,很重視文學、書法修養(yǎng)和畫中意境的締造。姚茫父的《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評:“唐王右丞(維)援詩入畫,然后趣由筆生,法隨意轉(zhuǎn),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歷代文人畫對中國畫的美學思想以及對水墨、寫意畫等技法的發(fā)展,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 畫分十門
中國畫名詞。中國畫的分科,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分六門,即人物、屋宇、山水、鞍馬、鬼神、花鳥等。北宋《宣和畫譜》分十門,即道釋門、人物門、宮室門、番族門、龍魚門、山水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菜門等。南宋鄧椿《畫繼》分八類(門),即仙佛鬼神、人物傳寫、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獸蟲魚、屋木舟車、蔬果藥草、小景雜畫等。參見“十三科”。
■ 十三科
中國畫術(shù)語。中國畫的分科,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分為六門;北宋《宣和畫譜》分為十門;南宋鄧椿《畫繼》分為八類。元代湯垕《畫鑒》說:“世俗立畫家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明代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畫家十三科”是:“佛菩薩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剛鬼神羅漢圣僧、風云龍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林、花竹翎毛、野騾走獸、人間動用、界畫樓臺、一切傍生、耕種機織、雕青嵌綠。”
■ 人物畫
繪畫的一種。以人物形象為主體的繪畫之通稱。中國的人物畫,簡稱“人物”,是中國畫中的一大畫科,出現(xiàn)較山水畫、花鳥畫等為早;大體分為道釋畫、仕女畫、肖像畫、風俗畫、歷史故事畫等。人物畫力求人物個性刻畫得逼真?zhèn)魃,氣韻生動、形神兼(zhèn)洹F鋫魃裰,常把對人物性格的表現(xiàn),寓于環(huán)境、氣氛、身段和動態(tài)的渲染之中。故中國畫論上又稱人物畫為“傳神”。歷代著名人物畫有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卷,唐代韓滉的《文苑圖》,五代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北宋李公麟的《維摩詰像》,南宋李唐的《采薇圖》、梁楷的《李白行吟圖》,元代王繹的《楊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圖》卷、曾鯨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現(xiàn)代徐悲鴻的《泰戈爾像》等。在現(xiàn)代,更強調(diào)“師法化”,還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發(fā)展。
■ 山水畫
簡稱“山水”。中國畫的一種。描寫山川自然景色為主體的繪畫。在魏晉、南北朝已逐漸發(fā)展,但仍附屬于人物畫,作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獨立,如展子虔的設(shè)色山水,李思訓的金碧山水,王維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潑墨山水等;五代、北宋山水畫大興,作者紛起,如荊浩、關(guān)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寬、許道寧、燕文貴、宋迪、王詵、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趙伯駒、趙伯骕的青綠山水,南北競輝,達到高峰。從此成為中國畫中的一大畫科;元代山水畫趨向?qū)懸猓蕴搸,?cè)重筆墨神韻,開創(chuàng)新風;明清及近代,續(xù)有發(fā)展,亦出新貌。表現(xiàn)上講究經(jīng)營位置和表達意境。傳統(tǒng)分法有水墨、青綠、金碧、沒骨、淺絳、淡彩等形式。
■ 青綠山水
山水畫的一種。用礦物質(zhì)石青、石綠作為主色的山水畫。有大青綠、小青綠之分。前者多鉤廓,少皴筆,著色濃重,裝飾性強;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礎(chǔ)上薄罩青綠。清代張庚說:“畫,繪事也,古來無不設(shè)色,且多青綠。”元代湯垕說:“李思訓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自為一家法。”南宋有二趙(伯駒、伯骕),以擅作青綠山水著稱。中國的山水畫,先有設(shè)色,后有水墨。設(shè)色畫中先有重色,后來才有淡彩。
■ 淺絳山水
山水畫的一種。在水墨鉤勒皴染的基礎(chǔ)上,敷設(shè)以赭石為主色的淡彩山水畫!督孀訄@畫傳》說:“黃公望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鉤出大概。王蒙復以赭石和藤黃著山水,其山頭喜蓬蓬松松畫草,再以赭色鈞出,時而竟不著色,只以赭石著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這種設(shè)色特點,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黃公望,亦稱“吳裝”山水。
■ 金碧
中國畫顏料中的泥金、石青和石綠。凡用這三種顏料作為主色的山水畫,稱“金碧山水”,比“青綠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于鉤染山廓、石紋、坡腳、沙嘴、彩霞,以及宮室、樓閣等建筑物。但明代唐志契《繪事微言》中另持一說:“蓋金碧者:石青石綠也,即青綠山水之謂也。后人不察,加以泥金謂之金筆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以金筆之名可笑也!”
■ 青綠
中國畫顏料中的石青和石綠。也指以這兩種顏料為主色的著色方法。清代王翚說:“凡設(shè)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余于青綠法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清暉畫跋》)惲壽平也說:“青綠重色,為厚易,為淺淡難,為淺澹矣,而愈見秾厚為尤難。……運以虛和,出之妍雅,秾纖得中,靈氣惝恍,愈淺淡愈見秾厚,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畫法之一變也。”(《甌香館畫跋》)闡述了青綠設(shè)色的要旨。參見“青綠山水”。
■ 花鳥畫
中國畫的一種。北宋《宣和畫譜.花鳥敘論》云:“詩人六義,多識于鳥獸草本之名,而律歷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于此,與詩人相表里焉。”歷代花鳥畫家輩出,如唐代薛稷的鶴、邊鸞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五代郭乾暉的鷹,黃筌、徐熙的花鳥;北宋趙昌的花、崔白的雀、吳元瑜的花鳥;南宋吳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張守中的鴛鴦、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陳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魚、惲壽平的荷、華喦的鳥;近代吳昌碩的花卉等,皆一代名手,綿延不絕。
國畫的由來?
1、1919年:“國畫”的第一次誕生
歷史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這一年,一場關(guān)于“整理國故”的運動的爭論肇始于思想氛圍活躍的北京大學。一時間,在“保存國粹”“發(fā)揚國光”等等對這場運動庸俗化的曲解之下,“國”字風靡一時,許多“中國有,外國沒有”的東西,被創(chuàng)造性地與“國”字這個定語聯(lián)系到了一起。國樂、國醫(yī)、國菜等等概念相繼問世,肩負著民族國家文化復興使命的“國畫”概念也在這一階段應運而生。如1923年成立的廣東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稱國畫研究會)的宗旨是“研究國畫,振興美術(shù)”, 1926年蘇州成立“國畫學社”等等,都是比較早的“國畫”的記載。盡管遺憾的是我們已無法追查到“國畫”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據(jù)當時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鄭振鐸等人對這樣一種“言必稱‘國’”的社會風氣的記載,我們可以不難看到“國畫”概念產(chǎn)生的必然、盲目與急切。如1923年1月顧實指出:“邇來國家觀念普及于人,……種種冠以“國”字之一類名詞,復觸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確宣告:“國畫關(guān)系一國之文化,與山川人物、歷史風俗,同為表示一國特性之征。” 可見,“國畫”概念產(chǎn)生的背后動力也是“國家觀念”的普及。在強勁的西風吹襲之下,“Painting”終于在中國的傳統(tǒng)之中找到了它的被制造出來的對應物,從而,“國畫”這一概念初次誕生了。
但我們需要注意到,這一時期所說的“國畫”,從外延上更接近于此前使用的“中國畫”,與今天的所說的“國畫”仍然有很大不同。在發(fā)表于
年月日,我說不清,總之有所謂“國畫”在中國學校中成為一種科目之日起,“洋畫”也和其他科學一樣,為中國人士所學習并且被歡迎起來了,因此“國畫”之名,遂應運而生。原這名之所由立,本系別于“洋畫”而言,譬如有洋貨而后又國貨之名,由洋文而后有國文之名,初固無軒輊于其間也。
可見,在“國畫”概念產(chǎn)生初期,除了平添了一些濃郁的民族色彩而外,這個概念的所指基本上與“中國畫”是等同的,史實也表明1920-1940年代中, “國畫”與“中國畫”兩個概念在美術(shù)界認識內(nèi)部往往都沒有明確的界定,1931年成立的上海“中國畫會”的出版物名為《國畫月刊》即是一例,當然,也有諸如潘天壽等“傳統(tǒng)型”畫家堅持使用“中國畫”這一名稱。但盡管是作為“國故”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身份登場,但畢竟在西方藝術(shù)大潮的沖擊之下“國畫”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Painting”這樣一個代表油畫的英文對等名稱。從而,在“藝術(shù)”這樣一個來自于西方的新視角下,傳統(tǒng)中國繪畫的面貌難免發(fā)生各種各樣的誤讀與西化。同時也正是因為這種命名的曖昧性,宣告了中國繪畫在1920年代以后將要繼續(xù)面臨著被動而痛苦的發(fā)展之路。
2、1958年:“國畫”的第二次誕生:
考察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不能夠忽視藝術(shù)教育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1949年以前,中國的高等美術(shù)教育,就繪畫部分而言,是“中國畫——西洋畫”(1919 年以前)或“國畫——西畫”(1919年以后,蔡元培在1927年的《創(chuàng)辦國立藝術(shù)大學之提案》中也肯定地使用了“國畫”區(qū)別于“西畫”)的兩分天下。據(jù)上文的論述可知,“中國畫”并沒有被簡稱為“中畫”是由于“國畫”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誕生,而西(洋)畫專業(yè)名稱的演變,毋寧說是為求得字數(shù)上的對等,并無其它用意。盡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畫家林風眠和“傳統(tǒng)派”畫家潘天壽的分別主持之下,杭州國立藝術(shù)院國畫、西畫二系(科)合而又分,但是這都沒有改變這種形式邏輯上同級的二元對立格局。正如至少從概念上沒有明確地將西洋畫等同為“油畫”一樣,將“國畫”明確地界定為于卷軸文人畫的傾向暫時還并不十分明顯。
但1949年以后,隨著“文藝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wù)”的要求的提出和蘇聯(lián)契斯恰柯夫油畫教學體系的引入,這種“二分法”從內(nèi)部產(chǎn)生了裂變。以中央美術(shù)學院(在國立北平藝專的基礎(chǔ)上于1950年4月成立,院長徐悲鴻)為例,這一變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先的“西畫”分別成系(1954年成立版畫系, 1956年成立油畫系)。由于以寫意為主體的傳統(tǒng)中國繪畫不具備像古典油畫那樣的天然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國畫”概念在1950年代以后也一度受到冷遇進而質(zhì)疑,當時對于傳統(tǒng)繪畫的批評者更傾向于使用“中國畫”而不是“國畫”這個產(chǎn)生于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民族救亡運動中、不能代表新興共和國之“國”的命名。同時也是為求形式邏輯上命名的對等,原先的“國畫”變成了“彩墨畫系”(1953年成立,1958年復改稱“國畫系”)。至此,“彩墨畫”與“油畫”“版畫”“連環(huán)畫”等等被規(guī)定成為學科分類上同級的畫種,素描作為“一切造型藝術(shù)的基礎(chǔ)”也成為各系共同的大課。
如果說1953年彩墨畫系的成立意味著“國畫”所代表的“民族國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么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術(shù)學院的彩墨畫系再次被改為“國畫系”,則意味著新的“國畫”的概念在一片爭論和質(zhì)疑聲中第二次的誕生。在1949年從法律上確定國旗、國歌、國徽之后,1950年代中在民間出現(xiàn)了繼“整理國故”運動之后的第二次“國”字命名熱潮——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人們將“牡丹”定為“國花”。不幸的是,“國畫”在這兩次熱潮中都受到了牽連。只不過此時的“國”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轉(zhuǎn)變成了“政權(quán)的”。因而,將“彩墨畫(卷軸文人畫)”定為“國畫”,也就明確的具有了新中國政權(quán)的官方意識——“國畫”的這一次誕生意味著從民國時期代表傳統(tǒng)繪畫的“國故”“國粹”轉(zhuǎn)變成了新政權(quán)領(lǐng)導之下的“新中國”的畫種。對中國繪畫寫實能力的質(zhì)疑,最終屈服于新興的民族國家對于一種代表性的文化符號的迫切要求。這個時期,此后,國畫、油畫、版畫并列的“造型藝術(shù)”門類格局更是約定俗成的被規(guī)定下來,“國畫”的外延義也從最初區(qū)分與西洋繪畫的“中國繪畫”限定成現(xiàn)代意義上的“彩墨畫”。于是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吊詭的現(xiàn)象:人們一邊竭力地將國畫描述成一種民族和政權(quán)的代表,一邊大肆地批判這種繪畫樣式的“不革命”“不科學”。從而在“反映現(xiàn)實、歌頌社會主義風貌”的要求之下,傳統(tǒng)的“彩墨畫”也必須被革命。從而,寫實的社會主義新“國畫”大行其是。而此后接連的政治運動,更是把這種“國畫”徹底的打上了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印記。在這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中,許多傳統(tǒng)派的老畫家也不自覺的卷入其中,高喊:“政治掛了帥,筆墨就不同”“脫離黨的領(lǐng)導,脫離群眾的幫助,筆墨,筆墨,我問‘您有何用處’?”!
值得一提的是,
3、1979年:國畫的第三次誕生:
“國畫”的第三次誕生,是由《辭!访鞔_建立的關(guān)聯(lián)。1979年出版的《辭!泛杖粚“國畫”定性為“中國畫”的簡稱。查閱80年代的各類美術(shù)工具書,可見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由此,美術(shù)界的理論問題,由官方編輯出版的一部工具書進行了判定。原先已經(jīng)被混用的兩個名詞,至此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據(jù)。盡管國外的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還是很謹慎的使用了guohua和Chinese Painting兩種提法,用以表示兩個概念的差別。但將“國畫”“中國畫”兩個概念完全等同這種觀念在當代中國已經(jīng)約定俗成,不但在中國當代的美術(shù)史研究中,將“國畫”等同于“中國畫”者大有人在,就是在美術(shù)院校“國畫系”的內(nèi)部,師生往往對本系的名稱也是模棱兩可。以中央美術(shù)學院為例,該院“中國畫系”的稱謂在各種正式場合隨處可見,但該系的公章恰恰卻是“國畫系”。“國畫”和“中國畫”的不同含義,在今天許多人那里都已經(jīng)成為無足輕重的問題了?梢哉J為,1980年代以來,無論在美術(shù)研究、美術(shù)教育還是美術(shù)展覽等各個場合,“國畫”和“中國畫”經(jīng)歷了60余年的分分合合,同樣地指向了1950年代中那個被狹義化了的“國畫”概念而已沒有任何區(qū)別。而此后其它中國畫種如“年畫”“連環(huán)畫”(1979年成立“年畫和連環(huán)畫系”,后改成“民間美術(shù)系”,該系因?qū)W生分配困難于1990年代中期被撤銷)“壁畫” (1978年成立)等在中央美術(shù)學院也先后單獨建系,進一步確立了“水墨、卷軸文人畫”為“國畫”之特指的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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