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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甲骨文書籍提要》
我國古代歷史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只有不多的文獻史料可供研究。因此，在孔子時已有“文獻不足”的感嘆，至于實物資料就更談不到了。
值得慶幸的是，清末光緒年間以后，各地陸續(xù)出土很多文物史料。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最后一章說：“近四五十年內(nèi)所發(fā)現(xiàn)之史料，其最有價值者凡六：一曰殷虛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漢晉簡牘，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曰內(nèi)閣大庫之書籍擋案，五曰古代漢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古金文字”。其中對三代歷史關系最大的是甲骨文與金文二項。但金文自漢宋以來就有零星發(fā)現(xiàn)，到這時雖發(fā)現(xiàn)增多，仍然是分散的，不是系統(tǒng)的。只有安陽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才是最集中、最大量的，而且是商王朝統(tǒng)治中心地區(qū)的文物，是足以使中國古代歷史研究起劃時代變化的重要發(fā)現(xiàn)。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從有了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甲骨學，才使中國古代史研究能真正臻于科學研究。
在甲骨學的初期，已有孫詒讓根據(jù)甲骨金文的文字資料，循吳大激等人的舊跡，對古代史料進行考訂，寫有《尚書駢枝》、《逸周書斟補》等名著。到羅振玉、王國維二氏，不僅奠定甲骨學之巍然成為一門學科，尤其對于商代歷史研究有空前的貢獻。羅氏確定了安陽小屯是殷墟，也就是商都，甲骨文為商王室處理大事進行占卜的原始文書，從而初步審釋商代帝王名號。到王國維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xù)考》，運用甲骨文記載，參以《山海經(jīng)》、《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帝系》等書，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載的商代世系完全可靠，并糾正了其中一些較小的舛誤。這是古史研究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從而證明了司馬遷《史記》所載三代史事是基本可靠的。不僅《殷本紀》因有證據(jù)而可信，即《夏本紀》雖還未得到證據(jù)，但也可相信它原是有史料根據(jù)的，不能輕易抹殺。王氏在其《古史新證》里提出利用地下材料的二重證據(jù)方法，對研究古史關系甚為重要，使我國古史研究在這種考古研究基礎上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階段。
在甲骨學研究上，郭沫若同志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運用甲骨文字資料，使中國古史研究真正成為科學研究的代表。他既把甲骨文字研究推向新的科學水平，取得許多精辟的成就：又把這新的科學水平運用到古史研究上，解決了商代社會性質(zhì)這一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首要問題。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奴隸制時代》等是學術史上的出色著作。至于他運用甲骨金文成就，考訂文獻史料中的許多具體問題的優(yōu)異成績，更是不勝枚舉了。
與此同時，其他甲骨學專家。也都卓有成就的對古代史問題進行了探討。例如：關于商代社會性質(zhì)問題，包括社會成員身份問題：商代民族問題；商代圖騰與宗教問題：商代政權組織、軍隊、刑法、監(jiān)獄問題；商代疆域地理問題等等，李亞農(nóng)、呂振羽、唐蘭、陳夢家、于省吾、張政烺、胡厚宣、丁山、徐仲舒、李學勤等，都參加了研究，并各自做出了貢獻。綜考商代歷史的，有丁山先生的《商周史料考證》，并試寫《新殷本紀》；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學商史論叢》；陳夢家先生的《殷虛卜辭綜述》中闡述了商代各種重要制度、史跡，還有專章論商代社會歷史文化；而于省吾先生則有大量專文論析商代社會、奴庶身份、交通、作物、農(nóng)田等各方面的問題。至于根據(jù)甲骨文成就（當然也兼及金文成就）考訂研究史料的尤多，最著者有于省吾先生的《尚書新證》、《詩經(jīng)新證》、《諸子新證》等書，使過去不少誤讀誤解的重要文獻史料開始得到正確理解。此外，過去不懂或解釋錯了的文獻字句，由于甲骨學研究成果而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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